第十章 大使馆

    乌迪老师，阿威、阿霓莎热烈的讨论的一阵子。阿威和阿霓莎便要我拿护照看，我回到我住的屋内，从挎包里取出护照交给他们，我想顺从他们，为了顺从这里的习惯，也就是我要适应这里的风俗，之后，我收回了护照。他们又说了一阵子，阿威和阿霓莎又对我说：“Passport？”由于带有印尼当地的英语发音，过了好一阵子，我终于明白了，要我拿护照看，他们左看右看，然后说：一个月旅游护照，不是学习。我解释说：“先在这里的学校入学，然后就签长期的学习签。”

    他们反复的发表着各自的看法，计算着我需要的费用，然后阿霓莎、阿威提出要看我的钱包，数我的钱够不够。我心一震，他们数完我的钱，最后偷了我，抢劫我，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怎么能看别人钱包呢？我转念一想，既来之则安之，随他们吧。我又跑回居室，将旅行支票和已经放在钱包里的印尼盾都拿出来放在桌上。阿威和阿霓莎士竞拿过支票，又把钱从钱包里取出来，数了起来。经过数对，支票4千美元，印尼盾7000万。他们计算着。已交三个月房租，115万，吃住和交半年学费6000万，足够了，他们表示满意。但对签证有不同的看法，阿霓莎好像记不住什么，有问题就让我拿出护照看一看，像是警察对犯人似的，接着又问了一些问题。阿霓莎还十分健谈，晃着脑袋配合着阿威，我心里十分厌恶，表面上却没有表现出来。也就是她，在我回国时，偷偷的把我叫到她的房间，给了我一条兰地黑道的马兰格裙、作为纪念。

    乌迪与他们交谈不了了，便回去了，说明天再来。我都礼貌备至，不住的在对每个人说谢谢和不时地躬身握手。一路来，这样使我得到的帮助多于打击。

    第二天晚上，乌迪带着两位中年妇女，讲着一口流利的汉语，开着一款新轿车来到我们这里，为首的中年妇女给我的明片上写着小草，底下标注是新闻工作者。这位小草年纪不小，50左右岁，胖胖的身体，倒不显得臃肿，中等身材，皮肤白里透红，保养得很好。四方大脸，说话总是占上风。一见便知，此乃江湖人士，只有利益，而非善举。

    另一位女士40出头，瘦小稍黑，从其谈吐和她的眼神，她对人对事还有良心可言，存有真心一片。

    我开头便说：“谢谢你们来帮我翻释，弄通一些事情。”小草硬朗的说：“不用客气。”我说：“我在国内从事写作，给杂志写过一些文章，在大学教过书，还在经济部门工作过。我到这里来，想学习印尼语，然后写一些东西，做一些文化交流。我在国内书城找不到一本有关印尼文化的书籍，故此想写些东西让国内人士知道印尼。”她说：“我们会帮忙的。”她的神气回到了正常谈话口气上来。

    我接着说：“在国内的网上搜索印尼，除了98年排华就是暴乱，印尼的文化、民俗到底如何？不清楚。我曾经选择了几个国家，最后我选择了印尼做文化交流，他有世界第四位的人口，地跨南北半球，又与中国有着渊源的历史交往，而且地处热带，属于海洋性气候，我在中国北方，冬季漫长，所以我选择万隆，地势700米高，年平均气温23摄氏度，白天不热，它比雅加达要好，雅加达白天气温很高，使人出汗。这里走在街上，也不出汗，晚上凉爽迷人，下午大都有着雷雨，空气清新，又没有*。”当然，他们点头同意，并说：“万隆被誉为印尼最美丽的城市，是旅游避暑胜地吗！”

    接着，他们就用印尼语交谈起来，最后乌迪说：“我能开半年的学术交流签证函。”我非常高兴。达到了我要延期的目的。至于如何办，阿威非常热心，我感到他要想从中赚钱。

    小草最后向我说：“拿乌迪的信到中国使馆，中国使馆认为怎么办就怎么办。还是直接到印尼移民局还是出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印尼使馆办，还是回国在北京的印尼使馆办，中国大使馆会给你明确答复和帮助的。”我点头表示同意。她接着说：“就通过正常的法律途径走，合法的途径是最好。在这不可能一帆风顺。遇到风吹草动，中国大使馆能帮你，谁也帮不了你。”我赞同的点点头。

    这样小草、乌迪、阿威、阿霓莎和我四方会谈结束。就如同朝鲜、美国、日本、中国就朝鲜核问题的四方会谈一样，就一个问题，各怀心腹事。小草给我一个邀请说：“明天玛拉拿达基督教大学文学院中文系汉语桥中文选拔赛，请你和阿威一起去，还有达鲁温。”

    她引诱我说：“北京大学的教授你见见，认识认识有好处。”我点点头，心想，这一套我见多了，商海中的惯用伎俩‘利诱’。

    安得鲁和阿威都是旅游学院的学生，同班同学。他个头不高，鸭蛋脸，浓眉圆眼，高鼻梁，尖下颌，嘴不大，总是张口笑着，露着上面雪白的牙齿，眉清目秀。在昨天晚上，他便要我出示护照给他看，他和阿霓莎、阿威又把我护照翻来覆去的看了一阵子之后，提出一些疑问。我将自己来的目的用生硬的英语重复着，其间有他不明白的，阿霓莎用手拔了他一下腿，我不露声色的感到他们在串通什么似的。但还是按即定方针，不入虎xue，焉得虎子。我友善的说到满嘴丫冒沫子，最后,他们满意的点了点头,算是接纳了我。

    阿威向我要钱，说：“打车去玛拉拿达大学，路很远。”我一再装作听不懂，我最后说：“你先垫上钱，回来后我付给你。”他反复摆着手，说：“你相信我，剩下钱我还给你。”每到这时，阿霓莎都会帮着阿威打圆场。

    我给了阿威100万印尼盾。阿威很高兴，我心里不高兴。

    这里与中国的出租车不一样，要用电话叫车，否则在路边打不到的。我们坐上出租车到了学院大门口，我看前排的计价器上，显示140000印尼盾。中午散会打车到他学校是150000印尼盾，又吃了一顿便餐，80000印尼盾，总共不超过50万印尼盾，我心中计算着。

    回家后，他给了我一堆零钱不到10000印尼盾，我心中十分生气，却笑着收了。一会儿，他见到我，问：“是否不高兴？”我大度的说：“没有不高兴，今天很愉快。”其实我很生气。但换个角度看，他能够在我逗留印尼期间有尊有让的帮忙做些事，也是值得。至于由他拿钱去办事，尽可能少做些，以减少损失。

    在玛拉拿达大学楼上的礼堂，座着从北京师范毕业的一位老师，河北师范的一位老师，还有几位。又请了中国使馆文化参赞林菊女士，文学院院长是当地的一位女士，不懂汉语。小草和一位六十多岁的男子，拿着照像机，围前围后的照来照去。

    林菊女士和院长讲完话，便是9位同学做中文讲演和才艺表演。他们大都讲去中国云南少数民族旅游的一些体会，我知道小草让我来是给拍照充数来的。但我记下林菊，我在第三个星期，去雅加达办签证，找到能够说上话的人，也算是没白来，算是得了点信息。至于北京的教师我见过后，就知道那是北京的冒牌货，我与这些人在国内打交道很多，这些老师处事瞻前顾后，不爽快。

    我想起，在我刚到万隆火车站的时候，听说玛拉拿达有中文系，第一站便到了该校的中文系办公室，有群学生欢迎我，因为能讲普通话。遇到一位中国女教师，做管理的，我们谈得还算愉快。我提出能否教科，她问我是否能交补课班，我说可以，很愿意。心里想，站住脚再说。他找来了两个系主任。我见他们是一个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可能在印尼呆长了，普通话有些僵硬，初见我时，我一眼就认出他们是中国人，脱口而出：“你们是中国人。”他俩赶忙说：“我们不是。”慌忙的撒了一个谎，这是两个不诚实的中国人。

    这位河北师范毕业的系主任与北京所谓的教授便开始询问我的目的，开始了解我的简介，我向他介绍了自己到这里的想法，看到他俩并不欢迎我这个不速之客，我便立即赶往班查查兰大学。心想，这些就是中国在印尼最好的老师。看他们的教师办公室，有一圈桌子，教学计划凌乱，这些印尼的素质不高的学生交流，就如同中国职业中专的学生，这种环境我并不喜欢，我喜欢的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具有冒险刺激，承担责任的工作，我最后选择了写作。那是后话。

    我当时盘算，这两人，心胸狭窄，仅仅教几个学生而已。正巧，他们和三国时期的袁绍都是河北人。袁绍心胸狭窄，鼠目寸光；哪赶得上曹cao礼贤下士，广纳良言。结果曹cao以七万对袁绍七十万，在官渡一战成名。良鸟择木而栖，我立刻去了万隆国立班查查兰大学。

    人要是作事，就需要有个理由作指导，才不能象醉汉似的东一头、西一撞的，到最后还是原来的样子，跳不出圈子，走不太远。有许多有心人总结了一些方法，号称一门学科叫‘方**’，又有学者总结出科学实验法、模拟法、随机法、调研法、推理法、类比法、随多数法、统筹法、优选法、撞大运法、神明保佑法等等。我这次到雅加达采取顺其自然法，不与事态硬拧。

    时间过得真快，续签的时间一天天临近了，我思磨着去雅加达使馆办事的方式，要先作许多准备工作，以防备到时费钱、费力、费时。我先在万隆最大的书店买一张雅加达地图，拿回来后，大家热情高涨的一起标各个使馆的位置。尤其是温迪亚，趴在地上在地图上面标注着，这样我按图索骥就可以了，不过这些人还是没有标清。

    我知道：查找信息的另外一个途径是网上搜索。我请温迪亚陪我去上网吧，我要点击互联网查找使馆的信息。我们俩上街逛来逛去，我看到万隆的网吧与万隆的商铺一样，20几台电脑，网速极慢，要等好长时间才能打开网页。我对温迪亚说：“在中国的网吧或是家里，可随时打开世界各地网址，宽带已经普及，网吧的规模在上千台以上的比比皆是，象这里电话线用于网吧的几乎没有，我们最好找更好的网吧。”

    她领我去了班查查兰大学的网吧，上了二楼有间１00平方米的教室，有一、二十台电脑，跟街面上的不能说一蟹不如一蟹，也是半斤八两。有些学生在电脑上面玩扑克牌，我对温迪亚说：“因特网建立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计算机网络群。1988年底，美国实现了整个网络的连接服务。在中国，因特网正是高速发展期，它正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实现人们的梦想，它在推动人类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最终将改变人类社会的面貌以及人们的工作、学习和娱乐的生活方式。”

    温迪亚遗憾的说：“在万隆仅仅用电话线传递，没有光纤与整个世界高速连接，而且网络公司、网页设计公司、网站制作公司和应用网站的公司非常少。”

    我说：“对网络的应用，浏览、上传和下载资料，收发Ｅ－ＭＡＩＬ是现代社会快速、便捷的方式之一。这里的学生对外界信息是十分渴望的，很多人都买电脑，但只做些文档及打印文件之类的。”

    温迪亚说：“他们大都不懂软件编程，有的学生会一点却很高傲。”

    我说：“中国只用了十年，就已经在电子信息化领域走在了世界前列，这是中国人谦虚好学，上进努力的结果。”说着话，我真就查得了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使馆的位置，信息不多，花了上网费3.5元人民币。

    5月22日星期一，我在万隆乘早8点的城市小巴，于10点20分到雅加达汽车站。我下了车，请站务员叫了辆出租车，司机二十多岁，面目慈善，照我指的中国使馆的位置，弯弯曲曲的在道上开着。我们没有语言上的沟通，也听不懂。其实中国使馆就在附近，我微笑着用一种平和的心态多付了十元钱。

    到中国使馆附近，我一眼就认了出来。那是中国的古建筑风格，飞檐起脊，歇山四面坡琉璃瓦屋顶，这是中华民族建筑的特殊形式，寓意着风调雨顺，祥和富贵。可使馆门卫是印尼人，竟不懂中文。我走进大厅一看，门庭若市、热闹非凡。可见到中国的人很多，相比印度、新加坡等使馆的冷清截然不同。这是中国最好的时期。这真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中国现在富裕了，人也来了。将近中午，竟有几十个人排队办中国签证。我到了接待室，说明来意，要约见林秘书。

    不一会，我俩就在接待室相对而坐了。这位林女士50多岁，面容清瘦，但很健康。中等个，皮肤略黑，高鼻梁，大眼睛，黑头发，颧骨突出，薄嘴唇，上身穿兰白素花衬衫，下穿米色西裤，典型的中国北方妇女。很象北京机关办公人员，重规重矩的。

    我首先说：“我在万隆玛拉拿达大学汉语桥讲演比赛坐在您的后边，而没有跟您说上话。我到这来找您，需要你指点和帮忙。”她说：“别客气，你有事尽管说。”

    我说：“我到班查查兰大学学习印尼语，需要中国使馆在班查查兰大学给中国使馆的信上盖同意字样。”我边说边递过去信函。她没有看信，便一口否决，说：“中国使馆从不给盖章。只要护照证明中国公民就可以了。印尼人作事多此一举。”

    我联想起在金融部门，上级一再开会不许给任何人出据担保函。那是90年代，企业做生意签合同，因为有些外资公司，开出银行担保的苛刻条件，想方设法让银行出据担保函。为了私下开据保函，中方企业就想办法给银行好处，很多例出现了经济纠纷，银行便要造成损失。所以银行三天两头开会，银行信贷担保被左一个文，右一个文的坚决制止，以便银行不担责任。后来我做外贸工作，银行出具信用证，即使买方、卖方没有信誉，互不了解，通过合同和验货单的方式，见到银行这种担保，对方银行就可以见单付款，交易便可完成。这真是商人发明的最为伟大的创举，但是它有企业信誉和资金作为保证。在中国的金融制度下，国内贸易至今还不能通过信用证进行结算，真是一道人为的壁垒。也难怪，商业汇票的贴现，在１９８９年才开始办理。我猛的想起，五年前，我之所以离开金融部门，就是要挣脱它的枷锁，获得我作人的自由。中国使馆出据证明，同意或不同意，其实也说明不了什么。护照证明是中国公民，交钱上学是简单的事。我心里并没有强求什么，只是旁敲侧击的说：“在尼日利亚，中国使馆人员曾对落魄的中国公民不予帮助，素质低的还不如市场卖菜的。”

    她说：“是的，有些中国公民出国，在印尼尤其是年轻女子，签证都很困难，年轻女子出来挣不正当的钱。”我激动的说：“什么不正当，中国人穷，出国挣点钱也是一种勇气，国内失业的很多，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我这样老大学毕业生都被职场淘汰了，年轻女子出来挣钱，也是为国为家分忧。日本二战后，国内困难，许多女子出国挣钱往家邮，就是件好事吗，使馆人员应该理解、同情和帮助他们。”

    她微微点头，说：“像您这样和老外一样，拿着旅游支票走四方的很少。”

    我说有水吗，他拿出来几瓶矿泉水，我喝了一瓶，又要了一瓶喝。便要起身告辞，她硬是给我两瓶水，这两瓶水是公家水，不收不好，拿还多余。

    我理解她的心态，反正是大使馆帮助了你，给了你水，似乎帮助了国内逃荒要饭来的人。同时，也是一个顺水人情。

    实在是盛情难确，我拿一瓶，因为走路太不方便，出门后偷偷的放在桌上，便出了中国使馆。有一部美国作者写的书上说：政府是什么？烙大饼的政府。不过是占山为王的山贼，拿斧子对过往的行人喊：“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打此过，留下买路钱。诶呀！我很方便我就到了中国大使馆。几句话，我续签的想法就破灭了。我曾问使馆二秘林菊：“新加坡使馆在哪？”她对我说：“只有司机知道。”我心想，中国教育下的个人素质，就如同被父母领着的小孩。不敢出门，也不让出门。连大使馆的高级官员都这样，我的心痛痛的。这么多年了，像我这样的奔天堂可去，下地狱可行的风格，在国家机关里怎么就很少见呢？这与一个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又怎能称得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呢？伟大的中国个人太少了。

    还好，我又向她问新加坡使馆位置的，她却帮我向一位印尼籍的办事人员问：“文莱使馆在哪？”被问的那位工作人员一脸的惊恐，说：“不知道。”而我却一阵疑惑，这是驴唇不对马嘴呀！片刻明白了，她给三亲六故走文莱‘飞签’恐怕可行。

    既然中国使馆碰了壁，我还是按原计划办，去澳大利亚使馆。我在大厦林立的街道沿途而上，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可用的情况下，只有自己的两只脚最好用。达尔文说：“人类在进化过程中，两只脚直立行走，视觉为之开阔……”我想：“当今，最能体现人类两只脚进化硕果的是足球运动。，用脚去奔跑，十一个人一个群体去完成一系列动作，克服对手所设的障碍，达到进球的目的。我甩开大步走着，我的脚在雅加达的街道上不知东南西北的行走。到我感到迷路的时候，我开始打听旁人，年轻人是最愿意帮助人的，我用不到半个小时，就到了澳大利亚使馆。但见使馆门前，站岗的门卫有好几个，荷枪实弹，穿着防弹衣。门卫给了我一张纸，上面是去澳大利亚的一些苛刻的条件，并一再指着上面的网址，意思是说自己上网看。谁都知道。2002年，震惊世界的巴厘岛大爆炸，死伤了许多澳大利亚游客，现在澳大利亚政府不主张公民到印尼来旅游，而从印尼去澳洲签证也十分困难。

    我来之前，在万隆，曾不时地摊开雅加达地图，脑子里有着许多美好的想法。我查看各家使馆计划着，如果印尼语不通，在没有办法交流的情况，我就到英语国家，澳大利亚或新西兰，起码我还能说几句英语。十几年来，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是中国人移民、留学的热门国家。它们的居住环境比中国好，工作的收入比中国高，号称是中国人的天堂。但是有一位中国老记，采访了许多移居澳洲的中国移民，得出结论：中国学者、教授不宜移民，而下岗工人、无就业的学生移民后其乐融融。我自己界定不了我自己是什么样人。我盘算着先到悉尼，或找一个费用不高的中小城市，采取在印尼的方法，先到一所语言学校，找住宿，勤工俭学。如旅游签证期到，就去新西兰，再从新西兰返回澳大利亚。做一次南半球的旅行，同时在澳大利亚打工，挣旅费，这总比印尼要好得多，有道是，想的总比作的好，很可惜，地球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还得等上一个世纪，这美好的第二个愿望去澳大利亚也破灭了。我想起我的第一个愿望。

    那是在印尼的第二个星期，我想找挣钱的工作，但是语言不通，看不懂印尼语报纸，与当地人又讲不明白。想来想去，还是先找最近的人说说自己的想法。在一天下午，我与阿霓莎坐在阿威屋里看电视，我对阿霓莎费尽的交谈着：“我请你帮助我，我觉得万隆学习中文的学生，只能听和说，不能写。而我的汉语写作是非常强的，我能否去教学生写作，这样在我不懂印尼语的情况下，也能赚点钱。”紧接着我又对她说：“挣钱后我们买好吃的吃，去巴厘岛旅游。”

    阿霓莎瞪着大眼睛听着，摇了摇肩膀，裂着大嘴乐着，说：“行，我帮你找。”于是，她就翻了半天报纸，回屋打了几个电话，没有信了。”

    这时，我突然心血来潮，用《周易》给自己摆出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我按文王八卦方位，找东东南方向，得卦象艮士、生门，得吉门。我心大喜，我的愿望要实现。

    从卦中虚拟的世界，回到现时中，第一个判断是很多印尼人办事是不守时的，信誉低的，或者做事的能力是有限的。我盘算着，最后能帮忙的就只有乌迪老师了。我浏览着班查查兰大学的外教课，其中有英语、日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俄语和中文。如果有中文班，我就可以讲课，乌迪要是介绍我教学，然后我在业余时间学印尼语，岂不一举两得。

    我给乌迪拿些中国的药品作礼品，牛黄酸颗粒剂、牛黄解毒片、脑脉通、风湿膏、艾条、正天丸等等。

    他对中药很有好感，尤其是中国的膏药。何况在万隆，很少看见药店，有一家小超市有着药店柜台，都是印尼文的药，比中国品种少得多。

    我向乌迪比划着，并给他揉了揉颈椎，他十分高兴，愿意让我给他做手法，但一提到中文教学，他收敛了笑容，他说：“以前办过汉语班，老师是雅加达一所大学的，每次讲课坐火车来，现在不来讲了，大意是汉语班不办了。”

    见他很小心做事的样子，以及冷却的态度，我心里想：印尼人做事大都小心谨慎。稍有难度便要回避，或许还有难言之隐。

    我只好有礼貌的告辞。看来教学的路是行不通了。主要的困难还是我不能和当地人交谈，以至不能说清自己的想法和收集到相关的信息，如同盲人摸象一样，愿望破灭了，我产生了离开印尼的想法。

    唯物主义有实践是检验真理的说法。也就是自己的想法，打算通过自己去作，行得通了就成功了，行不通就失败了。但是不作是不知道的。我定义自己是一个敢想敢为的人，是一个不信命运安排的人，可叹在印尼的一系列美好的想法在尝试中失败了。中国发明一种农药，做了６６６次实验，成功了，农药名就叫６６６。这种过程恐怕是事物的规律，否则人们做什么都成功，人类就无法无天了，好像有天罗地网在一层层罩着人类的美好的yu望。

    去澳大利亚使馆，门卫一张嘴就给你打发了。那是拒绝不通的指令。我又步行找新西兰使馆，走了好远，可算到了，新西兰大使馆竟搬家了，被问者热情的在我地图上画个圈，标注着新西兰使馆的新位置，结果我千辛万苦的到这圈点的位置，左打听右打听还是没有找到新西兰使馆。我开始回到顺马由纲的心态，不与事态硬相违，顺其自然，何必强求某事。这就是实事求是吧！

    不去新西兰了，正好碰上英国使馆，何必不去英国，我心又是一阵激动。英国是英语的鼻祖，我在万隆曾在参观集邮博物馆时，有一针织邮票挂画，是世界上第一张邮票，1840年英国女王的侧面头像，那是一个伟大的国家。我不时闪烁着想法，去英国太有创意了，说去就去。就这样又到了英国大使馆，我被热情的告诉转到后边的18层大厦。在那里，几个印尼工作人员拿一张说明让我签字，反反复复，我终于弄明白了，这是委托代理。我猜恐怕是英国使馆的把戏。我不愿意办了，以防花冤枉钱又浪费时间，这里不明朗的地方太多了，《孙子兵法》云：三十六计，走为上，我便下楼了。

    夜幕降临了，我费了好大劲找到一家小旅馆，反而花了299元人民币，住的旅馆有游泳池，有空调，24小时热水洗浴，还有阿拉伯文的《古兰经》。

    在***的世界，你到任何朋友处，脱鞋就进屋，席地而坐，饿了就吃，困了就睡，几乎很少住店。朋友们在一起睡是一种友谊的象征。而中国礼仪习俗，即使到亲属家，稍有不方便就出去找旅店住，所以，中国的小旅店很多，可雅加达的大众旅店很少，个别的要离市中心很远。

    我洗漱完闭，打开地图，反复寻找着各使馆的位置和相应的国家，印度使馆和新加坡挨着，我一阵兴奋，我又太有创意了，印度是英语国家，又有五千年文化，世界三大宗教佛教的发源地，我已在印尼朝拜了真主安拉，我要去印度，去恒河，朝拜佛祖。就这样我带着虔诚、带着突发奇想，带着创意，带着热情，带着一天的疲惫，我睡着了。

    第二天一早，我便来到了印度使馆，我是第一号，后边只有两个人，格外冷清。可算等到了９点，我填了一张表格后，在窗口，使馆人员问我：“到哪？”我说：“到孟买，到恒河，拜佛。”他听不懂，好一阵子弄明白了，他思考了一阵子，说：“还是回中国签。”我被回绝了，在中国使馆林菊女士曾对我说：“中国护照在许多国家使馆都不好签。”我说：“中国公民穷，一开放就向世界各国跑，去挣人家钱，这几十年的印象就是在逃荒。”她说：“是这样的。尤其是年轻女子，出去更容易拒签。”我还自信的说：“现在不是这样了，我是中国人，我出来是带着文化交流的想法，而且还带着旅行支票。”她说：“在中国银行，去买汇，办旅行支票，办事人员都会惊讶。人们大都是换美金，或办银行卡，在国外挣钱往回寄，而美国运通公司的旅行支票，纯属于为到各个国家行走方便的，是在国外花钱的。”我说：“我持有它，就想要走世界，想让中国人的足迹踏遍地球上的千山万水。”

    面对着印度人的拒签，我激动的拿回护照，大声说：“我还不去你们印度了，去你们国家是给你们消费，给你们国家送财。”我愤然地走出了使馆。来到了相邻着的新加坡使馆。

    在门**了居留卡，存好包，便进了使馆里，已是十点多钟了。使馆里没有其他求签的人，只有我一个。我递上护照，便坐下来等着，心想：新加坡和印度使馆都可直接见到签证官，澳大利亚和英国见到的是门卫。正想着，出来一个打领带，英俊潇洒的男士，用一口流利的汉语跟我说：“到新加坡签不了，在国外签第三国旅游，还不如在国内签容易。最好的办法是出国前把该去的国家都签了。”他又诚肯的说：“新加坡很贵，人民币比新元是1：5。”我感到他的诚恳，同时也感到他对中国人财力的低估，也确实我的财力底气本来就不足，只不过有些碍面子，但还是表示感谢。“好的，我回中国。”真应了一句话：落叶归根。我想我到底是不是落叶，还是又漂落回了中国。

    不过回国，家乡人能听懂我的话，这是母亲传给我的语言。我想起，２00１年，我去苏州旅游，租了一辆自行车，在小巷中骑来骑去。人们常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我边骑边琢磨：我在天堂里找一块伊甸园，该是件美事。结果，在小巷的尽头，我向住在古宅的人问出路，那人到像一位智者，对我说：“从哪来，回哪去。”我问一句，他重复一句。就这样，我悻悻地转了回来。

    麦哲伦航海绕地球一圈，知道地球是圆的。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证明宇宙是弯曲的。一个醉汉再怎么走，也不会离起点太远。我的人生轨迹也是在兜圈子。伊甸园在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