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抗战中的难民

    1937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野蛮的侵华战争，形成了华北、华中、华南等地的难民潮，难民，迁徙，安置等一系列的磨难是对中华民族的一场血与火的洗礼；尽管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后面追击的日军铁蹄践踏之处，国土惨遭蹂躏，生灵涂炭。沦陷区人民为逃避日军的烧杀yin掳，纷纷携妻带子、呼儿唤女被迫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辗转迁徙，奔向大后方和安全区域，这些坚强的中华儿女展示出了中华民族团结的精神；他们一路上互相帮助，挣扎着逃亡。形成了的这股巨大的难民潮，其人数之多、规模之大、时间之久，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是罕见的。

    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发端于战争，不仅衣食无着的下层民众参与其中，而且众多富有之家和知识分子也参与了迁徙。这一时期的难民大体分为三大类：富裕及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政治方面活跃人士或同情国民党政府的人；爱国者以及不甘受日伪压迫的人。其中，尤以商人、医生、工程师、教师、自由职业者和技术工人居多。他们大都是青壮年，具有一定的才能和职业上的经验，容易适应不同环境的生活。

    当日寇入侵时，众多难民被迫离开久居的家园。有的在条件允许时重返故乡，更多的人难以忍受种族与恶劣环境的压迫，一再迁徙，最后移居于西南或西北地区遥远的后方。抗日战争时期究竟有多少难民？鉴于其情况复杂，迄今尚无准确的数字。有的资料估计近亿或数千万。据统计，仅1937年7月至1938年3月已达2000万，到1938年7月受战争直接威胁的民众超过1亿人口。日军占领华北后，一些乡镇的逃亡人数已占当地总人口的50％左右。从难民逃亡的范围考察，既有北平、天津、上海、太原、郑州、济南、武汉等大城市，也包括河北、山西、河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和广东等省的中小城市和沿海村镇居民。从难民的形成分析，自东北到华北、江浙，再抵达安徽、山东以及福建、广东，乃至湖南、湖北，随着日军对许多城市的狂轰滥炸和对各地区的侵占，产生了一股股巨大的难民潮。抗日战争时期的难民迁徙，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初。“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军占领东北，大批难民涌入关内，达数十万之众。他们或是原关内流向关外谋生的移民，被迫重返关内；或是东北籍军人、官员的家眷；或是具有强烈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许多难民入关后，散布于北平等大城市，生活没有着落，需要社会救济。以后，有的重新返回东北，有的随东北军迁至西北地区，卢沟桥事变后多数人融入全国性的难民迁徙潮流中。华北难民的大批流亡是从1937年8月初开始的。北平沦陷前两三个星期，城内的一些有钱人家，便携带细软举家外迁。平津沦陷后，大批市民为躲避战乱，或匿身附近农村，或迁居租界。更多的人扶老携幼朝两个方向逃难：从陆路迁徙的主要沿平汉和津浦铁路，以武汉三镇和上海为驻足之地；从海路则由天津直接乘轮船南下。不久，平汉和津浦铁路北段不能通车，他们多由天津乘船到烟台或青岛，再经陆路跋涉趋济南。10月初，日军占领德州。济南难民一部分折返青岛乘船赴上海，绝大多数挤乘火车、汽车、马车或推独轮车沿津浦路南下，致使津浦路拥挤不堪。以后，济南战事紧张，人们再次迁徙。济南原有六十余万人口，经过两次人口迁离，仅剩万余人，几乎成为一座空城。河北、豫北一带的难民，主要沿平汉路南迁，至郑州以后，有的继续迁往豫南和湖北，有的沿陇海路迁往陕西。山西雁北、太原等地难民没有经济条件和不愿意离开家乡的，纷纷逃往山里，能够迁徙者多数流入西北各省。华东地区的难民潮自淞沪会战形成。这场战火不仅殃及全体上海居民，也使大批流亡到上海的外地难民再遭厄运。据统计，战前上海市包括租界在内，人口超过三百万。“八一三”以后，约有二三十万上海难民逃到浙江一带。战争初期，每天约有三万人离开上海，然而，当时上海的人口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加到三百五十多万。这是因为，随着上海市郊以及江苏等地的相继陷落，造成更多的人流离失所，而上海的列强租界，就成了上海居民和外地难民避难的场所，仅“八一三”当天就有6万中国人躲进租界。租界当局对于这些无家可归的难民，本欲拒之门外，但是，由于难民人多势大，无法阻挡，只得将一些学校和公共场所腾出来，辟为临时难民收容所。以后，随着战火不断扩大，各地难民源源而来，租界当局也无力全部收容。来得比较晚的难民就只能在弄堂口、马路旁人行道上栖身。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随即在长江三角洲一带进行追击作战，很快就把战火指向国民政府所在地——南京，从而京沪杭一带又出现了无数新的难民。京沪沿线的丹阳、常州、无锡、苏州等地难民，有的逃往南京，希望得到国民政府的保护，有的迁到内地，绝大多数暂时移至长江以北避难。江北如皋、靖江、南通三角地带，几乎每一个村庄都住了江南难民。丹阳移避江北者，多数迁往兴化，也有的暂居盐城、扬中附近。苏州连续遭日机轰炸，居民不得不到城外避难。然四乡盗匪蜂起，人们被迫相率逃往更远的地方避难，留在城内者只有5万人。江阴“稍富有的居民均预先向江北及四乡避难，西门及南门之居民，十有八九均逃往芙蓉镇、马甲河及泗河口一带。无锡原有居民30万，留下来的不过1万人”。战前，杭州约有人口六十多万，战争爆发后，约有三分之二逃到乡下。日军占领杭州后，全城一片恐怖，未及逃出的居民四处躲藏，两处最大的难民收容所共收容三千余人，已经拥挤得达到睡觉不能翻身的程度。宿舍、走廊、通道、阳台、楼梯、cao场都挤满了难民。南京原有居民100万，沦陷前已有大批难民迁离，多数移往安徽和两湖等地。日军占领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死亡30万人，所余者只有20至30万人。华南地区的难民迁徙，出现稍晚。东南沿海被日军封锁后，福建、广东等地居民有的逃往山区和内地，有的到香港、澳门，也有的移居南洋一带。如，广州原有150万人口，至1938年6月初“仅有五十余万人”。迁离的难民少数疏散回乡，相当数量的难民流亡到内地一些城市。相比较而言，南方难民的迁徙情况比较复杂。难民多集中于各大城市，然后分别迁入西南各省。如，华东诸省的难民，多随国民政府西迁武汉，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后，又迁往四川等地。难民西迁大致形成三路：一路进入四川、陕西；一路进入贵州和云南；一路进入广西。四川的难民来源最为集中，除小部分来自北方外，绝大部分为东南各省市迁徙而来。难民在逃亡过程中，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经常遇到难以想象的困难。上海陷落后，日军进入南京，到处杀人放火，逃出的难民一路受到炮火袭击，不少人倒在侵略者的枪口下。1937年8月28日，日军出动两批共12架飞机轰炸上海南火车站，炸死正在候车的难民七百余人。12月10日，日军第18师团攻占安徽芜湖，当天“就在沿江一带抓捕了2000多名难民，将他们驱赶到江边，全部用机枪杀害”〔3〕（p.64）。再有，是饮食和住宿问题。难民都为匆匆逃脱，随身只能携带很少的衣物和钱，沿途还会遭遇盗匪的滋扰，除偶尔获得慈善机构的救济外，经常忍饥挨饿，甚至沿街乞讨。为争夺一小份食物，难民中往往发生流血事件。美国著名记者西奥多怀特曾如实记述逃亡路上难民的凄惨景象：“老百姓剥掉榆树皮，把它碾碎当食物吃。有的把新麦连根拔掉；在另一些村子里，人们把花生壳捣碎来吃。路上可以看到难民们把泥土（观音土）塞到嘴里，来填满他们的肚子”。〔4〕（pp.191-192）有的难民长期没有食物，只能卖儿鬻女。由于食物紧缺造成普遍营养不良，难民中常常发生流行病。至于住宿，更是一种奢望。由于日机狂轰滥炸，沿途缺少栖身之所，他们只能暂避于破庙内或断垣下，忍受饥饿、寒冷与疾病，许多人因此丧失了生命。妇女逃难的遭遇也很悲惨，据范长江《皖中战影》中记载：“许许多多战区被难同胞，妇女尤占比较多数，看衣服和面貌，逃难者多中人以上家庭，向日皆在家安闲自在，而今亦被迫在道途上转徙。交通工具是谈不到的，纵有，也不过独轮小车几辆，上面可以放些行李，甚而至于完全无代劳工具，重重的行李，通通自己背上。小脚老妇，黄发儿童，也得在地上徒步，红颜少女，多也执绳挽车。当然，他们一天不会走多少路，而且他们究竟走到什么安乐的地方，走到哪里去生活，他们通通没有把握。”〔5〕她们在逃难的路上，经常遭到日机轰炸，被日军杀害和强行掳去惨遭蹂躏的，也为数不少。最后，难民抵达某一目的地，仍可能受到日军的威胁。有的难民刚迁至一地，就遇日军的进攻，只能再次迁徙。不及迁离的，便成为日军屠杀的对象。因此，难民只有不断地连续迁移，甚至整个抗战期间一直在外地流浪。中日大规模开战，第一路经平汉路至郑州，再由郑州或者安置于河南境内、或者经陇海路西去陕西、或者继续沿平汉线南下湖北省境。郑州是这一路线的中心，“每日前方逃来难民不下三千”，仅来自河北省的难民，“麇集汴郑，已逾五万”，成为难民的集散之地。吴宓记述，郑州车站“时小雨迷蒙。车站月台上，人多如山，拥挤充塞，喧哗纷扰，盖皆难民及流氓，以及各路旅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