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十七章 工作烦的从来不是工作本身

    珍姐是艳遇酒吧的调酒师，当她慢慢的在吧台里调着迷幻的液体时，那就是艳遇酒吧最优雅的存在，宛如一朵高岭之花，总是散发着让人迷醉的气息。

    夜才刚刚降临，窗外的一波河水反射着麟麟的灯光，随着夜风一起轻轻的荡漾。珍姐擦拭着一只高脚酒杯，仿佛像对待一件艺术品一样。

    珍姐和然哥都曾在那所SH数一数二的综合休闲娱乐场所工作过，那时候她是人力资源副经理，就是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说是副经理，其实人力资源一共不过五个人，她管不了谁，也不太想去管谁，只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人事的工作很烦，特别是这种场所的人事。但工作烦的从来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工作里的那些人。

    珍姐从来不相信农民的老实巴交、憨厚淳朴，她所理解的那就是“农民式的狡黠”，和“市井的小聪明”并列。

    今天副总没有出去，亲自在处理一个群体事件。几个同乡的公主围住副总，正在讨要说法。

    “刘总，你们雇我们，只给我们发工资、不给我们交社保，我都在这里干了三年了，一分钱社保都没交过，我们都是穷苦人，打工赚点钱不容易，你们都是大老爷，你们松松手指头就有了的，你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否则我就去社保局告你们”一个带头的年长公主说道。

    刘总就是管人事的副总，他正一脸阴沉的坐在一张会客的沙发上。如果她们去告，顶多也就是补社保加点罚款，这种事连找人托关系都不需要，刘总当然也知道公司并不在乎这帮人去闹，所以不会重视。

    但这事是自己管的，这个烦就得自己来。

    珍姐一点也不同情这帮没交社保的“穷苦人”，三年前的事她不知道，那个时候她还没有来。但是她认得其中一个，就是被同乡带着来的，然后一脸老实的对她说，自己就想赚点钱给老家的弟弟上学，不要交社保，要公司把交社保的钱给她。

    刘总拿出当初和她们签的协议，沉声说道：“你们不交社保，是自愿的，而且公司也把公司本来要交的部分补贴给你们了。”

    那带头的公主看也不看，硬气的说道：“我们咨询过律师了，这种协议就算签了，那也是无效的。至于补贴，我们赚的都是我们的工资，没有补贴。”然后向旁边一个看起老实巴交的阿姨使了个脸色，阿姨立刻出来充当了装可怜的角色，又是哭穷，说家里有人病的不行了，急要钱看病。又晓之以理的说，只要公司按照本来应该交的社保七折给她们，她们就写保证书，再也不闹了。

    珍姐看着这帮人，冷冷的问道：“之前给你们社保补贴的时候，我们也签过保证书，但你们还不是来闹？我怎么知道你下次还会不会来，你们去社保局举报吧，我们会把你们的社保补上的。”

    公司不缺这点钱，她这种硬气说法刘总在一旁算是默认了。

    为首的那女子立刻装疯卖傻的哭诉起来：“我们都是从穷乡下来的穷苦人，我们到SH来讨生活不容易，你们就当行行好，打发叫花子，要不然我不光去社保局闹，我还要去电视台举报你们，我还要去网上发帖，我手上有证据！我们这么多人都可以去做人证！”

    ......

    时间有点久了，珍姐有点忘了当时那件事是怎么解决的了。最后好像是给了钱，给了多少，不记得了，只记得那件事情自己很憋屈。

    珍姐记得另一次是在临下班的时候，被通知加班处理的一个紧急事件。

    公司的大门上面的店招牌是发光字，晚上看起来熠熠生辉。但时间久了就需要维护，那天公司也是由这么一家广告公司负责维护，因为是老相识了，老板看起来非常牢靠，所以一直都是他做。

    事件发生在下午，一个工人在作业的时候，没有按照要求系安全缆绳，不慎跌落骨折重伤。在事件发生前，珍姐记得看到对方这么危险的作业，行政经理是提醒过对方的，但是对方笑呵呵的说也没多高，自己干这个多少年了也没出过事，叫行政经理放心。

    然后工人骨折重伤。

    那个广告公司其实就三个人，几个朋友开的，每次有事会临时找人帮忙，这下出事，还是公司派人送的医院，但那个广告公司立刻吓的躲了起来，不见了。

    工人家属找不到广告公司的人，就来公司闹。公司说自己提醒过了，而且事后也及时送了医院，也垫付了医药费，凭什么要赔钱？

    不行，一定要闹。那天晚上虽然开了会紧急商讨对策，但是几天之后，那家人还是一起把摔伤的工人从医院抬了出来，摆在店门口。

    这种事情是不能宣扬的，公司本来就是娱乐场所，大家来就是图个开心，要是有媒体上门一宣扬，公司的业务就没法搞了。

    于是珍姐和刘总代表公司出面，和对方家属谈判。

    珍姐说：“你们先把伤者送回医院治疗，我们坐下来慢慢谈。”

    家属看起来就是那种进城打工的穷苦人，大哭，说就要在这里讨一个公道，要是人一走，你们就不管了。

    “那我们总要分个是非对错吧。”

    “我们都是穷苦人，我们也知道是广告公司的不对，但现在找不到他们，就只能找你们了。”

    “既然你们知道是广告公司雇的人，我们已经送人去医院了，你们还要我们怎么样？”

    那女人大哭，哭着喊着下半辈子没了指望，一定要给钱，一群孩子也跟着哭。

    这时候渐渐就有路人围观，纷纷说这一家大人小孩，现在顶梁柱伤了，公司应该赔。

    刘总走过去轻声安慰了那个女人，问了个数，然后说：“我们需要商量商量，你们能不能先进来，这个数字有点大，我们需要考虑”。刘总没有说让人走，而是让人先进去。

    女人再次大哭，不依不饶，摆出了一幅一定要讨还公道的架势，路人议论纷纷。

    珍姐问刘总，那女人要多少钱，刘总小声说100万。

    那个时候的100万！珍姐愣住了。

    刘总让珍姐先在这里看着，自己走回店里和老板商量去了。

    半个小时，珍姐就看着那个女人和一群孩子在表演悲情、穷苦、不幸、不公、与世道人情，以及越来越多路人廉价的同情与义愤填膺。

    但是，珍姐觉得自己丝毫提不起半分同情，她觉得自己变成了小时候自己厌恶的周扒皮一类的角色，或者同伙。

    珍姐只是站在那里，并不安慰，也不说话。

    半个小时之后，刘总回来了，走到那女人耳旁轻声细语，一番交涉，那女人终于答应先把人抬进店里。

    路人纷纷散去，珍姐记得那次谈判的最后结果是50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