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前期历史（上）

    前言：大家可以通过这段历史了解一个真实的西夏。西夏的立国根本不是什么民族问题，当然与宋朝在民族立场上摇摆不定，以及宋朝的虚弱有关，更多的却是因为李继迁等人的野心造就的。当然他们成就了一个辉煌的同时，也因为地域的狭小与人口数量少，成了一个弱夫挑重担。最后将这个民族彻底消失在历史长河里。同时还加重了宋朝的负担，无数汉人与党项人都死在长达数百年的战争里。就如同一个比喻，想死还要拖一个人下水。

    西夏王国的出现，是我国古代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这一时期，西夏与北宋（公元960～1127年）、辽(公元916～1125年)、南宋（公元1127～1279年）、金（公元1115～1234年）并立长达近二个世纪。如果从“虽未称国而王其土”的拓跋思恭所建立的夏州政权算起（始于公元881年），西夏历时比同时期的宋、辽、金更为长久。疆域上西夏境土之大，“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即今宁夏全部，甘肃大部，陕西北部，青海、内蒙古部分地区，在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民族文化，对于西北地区的开发，曾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是，只因为蒙古灭西夏后，元人没有写出一部足够分量的西夏纪传体专史，致使留传下来的西夏史料因未被系统整理而以致愈来愈少。

    一、夏州地方政权的建立

    公元873年，或其稍前，拓跋思恭占据宥州。唐开元二十六年曾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鄂托克旗、海勃湾一带建宥州，宝应后废，唐宪宗元和九年五月复置，距旧州城300里。元和十五年移治长泽，即今鄂托克旗东南城川古城。874年，爆发了著名的黄巢大起义。880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建国号为大齐，年号金统，建立了农民政权。唐僖宗逃到四川，号召各道节度使出兵合围长安。881年，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响应僖宗号召，亲自率领夏州党项和其它少数民族军队数万人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相约会师鄜州，共同镇压起义。同年四月，夏绥银节度诸葛爽投降黄巢，僖宗命思恭为左武卫将军，权知夏绥银留后。

    拓跋思恭与陕西凤翔郑畋等四节度联军进攻长安，死伤甚众。七月，思恭屯东渭，黄巢派朱温、尚让迎击。八月，思恭遣弟思忠与战，死于阵中。思恭率军退至富平。十一月，黄巢部将孟楷乘唐各节镇观望不前之机，率军袭击富平。思恭战败，退回夏州。十二月，思恭缮甲训兵，重整旗鼓，请求出兵再战，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曰定难，并催促他及早率军入见。

    公元882年正月，僖宗命宰相王铎兼中书令，充诸道行营都统，以思恭为京城南面收复都统、检校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四月，思恭再次出兵，受王铎节制。八月，思恭率领8000精兵，不断对起义军发起进攻，受到僖宗的进一步重用，晋升为京城四面收复都统，权知京兆尹事。

    公元883年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率兵攻进长安，黄巢退出长安。七月，唐僖宗以拓跋思恭镇压黄巢起义有功，任命他为夏州节度使，加太子太傅，晋爵夏国公，并且再一次赐姓李。从此，夏州拓跋氏自称李氏，夏州地区也因此而获得了定难军称号，统辖银、夏、绥、宥四州，这个领地的范围，大体上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南部毛乌素沙漠南沿、长城线以北之地，无定河穿流其境。至此，雄据一方的夏州地方政权也就正式建立了。

    二、五代时期夏州地方政权的发展

    唐僖宗虽然借助方镇的力量，镇压了轰轰烈烈的唐末农民起义，但方镇割据的局面却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激烈。

    公元885年，中尉田令孜为了同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争夺盐铁之利，派邠宁节度使朱玫率领鄜州之兵同夏州拓跋思恭的军队合，共同讨伐王重荣，双方大战于沙苑和鄜州，夏兵战败。

    公元886年，朱玫与王重荣、李克用等联兵犯长安，田令孜奉僖宗逃至凤翔，四月，朱玫进逼凤翔，十月，百官奉襄王李熳即皇帝位，改元建贞。僖宗命山南诸镇及夏州兵讨伐，拓跋思恭率军至绥州，闻李煴失败，回师夏州。

    公元888年，拓跋思恭利用方镇混战之机，出兵攻占鄜、延，以弟思孝知留后，表请僖宗封其弟为鄜、坊、丹、瞿等州观察使，并检校司徒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公元895年，拓跋思恭卒，其子仁佑早死，孙彝昌年幼，由其弟思谏为定难军节度使，此为拓跋氏世袭节度之始。同年三月，保大节度使李思孝请致仕，荐弟思敬自代。唐昭宗以思孝为太师，致仕，思敬为保大留后，旋授节度使，后徙武定军。

    公元906年九月，静难节度使杨崇本率兵攻打夏州。

    拓跋思谏请朱全忠发兵援救。全忠派遣匡国节度使刘知俊救援，大败杨崇本入侵之军。

    公元907年，唐末农民起义军叛徒朱温杀唐末帝李柷，自立为帝，国号梁，建都汴，史称后梁。同年五月，朱温鉴于拓跋思谏表示愿意臣服，加封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公元908年十一月，思谏卒，由思恭孙彝昌继位。909年二月，彝昌为其部将高宗益所杀，三月，夏州诸将杀高宗益，推举彝昌族父蕃部指挥使李仁福为留后，朱温授李仁福为检校司空、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10年，盘踞河东的晋王李存勖，因不满意李氏投靠其敌人梁太祖朱温，与岐王李茂贞率兵合围夏州，朱温派兵援救，夏州围解。十二月，朱温为了笼络李仁福，给他加官晋爵，先授检校太保同平章事，后又进封为陇西郡王。公元922年，晋王李.存勖攻梁，仁福献战马500匹以示助梁。923年晋王李存勖灭后梁，称帝，国号唐，建都洛阳，史称后唐。

    后唐政府建立后，李仁福因曾助梁同李存勖作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派人到洛阳表示愿归顺后唐，后唐为了拉拢雄据夏州的李氏以为己用，册封李仁福为朔方王。

    公元933年二月，仁福死，子彝超继为定难军节度使。

    在仁福为定难军节度使期间，后唐统治者表面上对他表示重视和信任，实际上很不放心，既害怕他潜通契丹，又担心他吞并河朔和南侵关中。因此，一直等待时机将他消灭，现在仁福去逝，时机已到。唐明宗为了消灭这一隐患，决定采用“调虎离山”之计，发布了将彝超和彰武节度使安从进对调的命令。即将彝超自夏州调到延州为延州留后，安从进自延州调至夏州为夏州留后。并以武力为后盾，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军5万，前往接受夏州。彝超决心保卫夏州。他一面上书明宗，讲明不愿迁镇的理由，一面调集党项羌和所谓“诸胡”（西北各少数民族）骑兵万人守城抵御。夏州城为赫连勃勃所建大夏国的都城，城墙以“蒸土筑之”，坚如铁石。彝超命“四面党项部落万余骑，薄其粮道”，使后唐军队“死者甚众”。在唐兵厌战，粮运受阻，人民要求停止战争的情况下，明宗下令撤军，并授予彝超检校司徒、定难军节度使。彝超也因此继续称臣纳贡。

    夏州统治者粉碎了后唐政府的吞并计划，这在拓跋部发展的历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

    第一，这次斗争的胜利表明，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军事力量对比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过去中原王朝动辄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强迫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就范的局面已被打破，经过这次较量，使夏州地方政权看到了自己的力量，看到了自己作为一种政治势力独立发展和进一步建立国家的可能性。

    第二，使拓跋部首领对中原王朝的态度发生变化。过去对中原王朝俯首称臣、唯命是从，自此之后，开始“傲视中原，阴结叛臣”，积极参加对中原王朝对抗的活动。从表象上看，与各中原王朝虽然仍旧称臣纳贡，但这只是一种表面文章。

    第三，对于提高夏州李氏政权在党项羌和西北少数民族中的威望起了一定的作用。

    公元935年二月，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后避宋太祖父弘殷名讳，改殷为兴）继掌夏州政权。

    公元936年，后唐明宗李嗣源的女婿沙陀部人石敬瑭，勾结契丹，率军攻入洛阳，灭后唐称帝，国号晋，建都汴，史称后晋。石敬瑭为了笼络夏州统治者，授李彝殷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出帝时又加彝殷为检校太师。

    二、北宋初期的夏州地方政权

    公元960年元旦，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发动军事政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国号宋，建都汴京，史称北宋。同年正月，李彝殷听说赵匡胤已即皇帝位，派遣银州防御使李光睿奉表入贺，同时为了讨好太祖，避匡胤父赵弘殷的讳，改殷为兴，太祖表示赞赏。

    同年三月，北汉刘钧结联代北诸部兵马攻掠黄河以西地区，太祖命各节镇出兵，共同抵御，彝兴遣从弟彝玉率夏军抵达麟州，北汉率兵退出，彝兴派人向宋告捷。

    公元962年四月，李彝兴得知宋太祖因进行统一战争，需要战马，遣使献良马300匹，太祖为了嘉奖彝兴，命玉工制一玉带作礼品，并亲自打听彝兴的腰围尺寸。他召见夏使问道：“汝帅腰围几何？

    使言：“彝兴腰腹甚大。’太祖曰：“汝帅真福人也’”！玉带制成，遣使赠送，彝兴十分高兴。

    967年九月，李彝兴卒。太祖为了表示沉痛的哀悼，辍朝3日，赠太师，追封夏王。命其子行军司马李光睿权知州事。十月，又授光睿检校太保，定难军节度使。

    公元968年十月，夏州所属蕃部寇掠宋边境，宋通远军使董遵诲派军平息，李光睿派遣使者表示谢意。公元970年九月，绥州刺史李光琇卒，羌族乘机作乱。李光琇之子李丕禄逮捕带头叛乱者，斩首示众，杀一儆百，余党散去。李光睿命丕禄暂代知州事，并上奏朝廷，太祖命以李丕禄为绥州刺史。

    公元972年三月，李光睿得知赵匡胤采纳赵普“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解除方镇大将权力，用文臣代替武将的建议，内心惶恐不安，于是派遣使者入贡方物，并要求让他入朝觐见太祖，不许。

    公元975年五月，北汉刘继元招诱夏州统治者一同攻宋，遭拒绝，于是恼羞成怒，派军1万余人渡过黄河，进攻银州，未能攻下。光睿奏知朝廷，八月，太祖调兵遣将分五道讨伐北汉。李光睿出兵配合作战，先后攻占天朝、定朝两关，破吴堡寨，斩首700级，获牛羊铠甲数千，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公元976年十月，太祖赵匡胤死，太宗赵光义即位，因避光义讳，改光睿为克睿，太宗鉴于克睿击北汉有功，加检校太尉。

    公元978年，五月，李克睿卒，其子继筠袭定难军节度使之职，太宗为了表示哀悼，辍朝2日，赠侍中。

    公元979年三月，太宗亲率大军征讨北汉，继筠为了配合太宗，命银州刺史李克远、绥州刺史李克宪率领蕃汉军队渡过黄河，进入太原境内，以壮宋军声威。公元980年十月，李继筠卒，弟继捧继位。

    自公元960年至980年期间，宋太祖一方面用武力消灭十国的割据势力；另一方面在同西北少数民族的地方割据政权诸如夏州李氏、府州、折氏的相处中，充满着和平共处的友好气氛。如宋夏之间政治上互通贡使，军事上互相支援，因此，这个阶段的宋夏关系是良好的。这种良好关系的出现，原因固然颇多，但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与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政权，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正确的民族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宋太祖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究竟推行了什么样的民族政策呢？简单地说，就是“皆因其酋豪，许之世袭”。具体地说，就是以其为众所推的少数民族首领，统管其原来的州县，然后加官晋爵，让他们世代相沿袭。史载：“恤其家属，厚其爵禄，听其召募骁勇以为爪牙，凡军事悉听其便宜处置……”。

    说明这些“豪酋”政治上所享有的优厚待遇与内地将帅差别很大。这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大体上早在唐太宗之时就已推出，五代相袭，赵匡胤加以沿用。这已被上述北宋初年的宋夏关系发展的史实所证明。而这时候也是党项人与宋王朝充满了蜜月时期。

    三、李继捧献地归宋与太宗取消夏州地方政权

    如众所知，宋太祖赵匡胤自爬上皇帝宝座之日起，即采用各种手段（包括使用武力）全力以赴地消灭方镇割据势力，但在消灭内地的方镇割据势力比较顺利，而在处理边疆地区如同夏州李氏地方政权时，却感到十分棘手。为什么感到棘手呢？因为第一，夏州政权是一个长期雄视一方的，在西北少数民族中具有较高威望的所谓“恩信孚部落”的具有地方和少数民族两重性质的割据势力，如果处理不好，必然要激化宋同党项之间的民族矛盾；第二，夏州地方政权割据一隅，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壮大，实力雄厚，如果使用武力，并不能稳cao胜券；第三，找不到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理由和藉口。因为夏州统治者“世笃忠贞，虽为西北之捍，可谓无负于宋者矣”。

    正当宋太宗对夏州地方政权感到棘手之时，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作为继承人却因其从父李克文反对而发生问题。“宗族携式，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谕令人觐”。公元982年五月，继捧亲率族人入朝，并“自陈诸父昆弟多相怨怼，愿留京师，遂献四州八县”。

    太宗当即表示接受，并亲自召见继捧于崇德殿，厚加赏赐，赐白金千两，帛千匹，钱百万。同时，授李继捧为彰德军节度使，对其昆弟夏州蕃落指挥使李克信等12人，一一加官晋爵。

    同年九月，权知夏州李克文来朝，太宗设宴于崇德殿，任命他为澧州刺史，赏赐钱物很多。同时，太宗还派遣使者往谕绥州刺史李克宪，克宪随使者一同进入首都汴京，授单州刺史。此外，还赏赐李克文、克宪宅第于汴京，让他们永远离开夏州。太宗的上述种种措施表明他决心将割据300年的夏州李氏地方政权，和平地加以取消。

    但宋太宗不是去调解夏州统治者的内部矛盾，而是采用取消夏州地方政权的这一做法，显然是错误的。其所以错误，因为第一，这种做法，与宋太祖赵匡胤所制定的对待少数民族地方政权的既定方针——“因其酋豪，许之世袭”相矛盾，既然允许其世袭，怎么可以又随意加以取消呢？

    第二，如前所述，夏州统治者“世有战功”，且无负于宋。在此情况下，赵宋统治者怎么可以乘人之危，取消其统治呢？这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何况继捧献地，并非真献，而是一面献地归宋，一面却暗中与继迁勾结反对宋朝，太宗不察真伪，而是贸然采取取消其统治的行动，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事实证明，太宗的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党项族内一些具有野心的酋豪叛宋自立，“使中国（宋朝）有后顾之忧”。

    从此，北宋西北边防岁无宁日，一场由李继迁领导的，旷日持久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重建夏州地方政权的斗争成为不可避免了。因此我在孤城中说固然是宋朝无能，特别是太宗的才华根本不如宋太祖。当然他举斧子搞阴谋心狠手毒的本事比赵匡胤要大，其后又有李煜的故事。其次也是李继迁等人的野心造成的。后面一点我在正文孤城中也解释过了。还有一条，宋朝的军力太弱，如果象唐朝那样又是一回事。

    四、夏州地方政权的重建

    李继迁生于公元963年二月，其高祖李思忠在镇压黄巢起义中战殁，唐僖宗赠宥州刺史，曾祖李仁颜为唐银州防御使，祖父李彝景，父李光睿于后晋、后周之际，相继袭任银州防御使之职。幼年的李继迁即“擅骑射”，长大成人后，“勇悍有智谋”②。有一次他率领十余骑上山打猎，实然一只猛虎出现在他面前，他当机立断地命令从骑退入林中，自己爬到一棵树上引弓射中虎眼，虎不久死去，李继迁也因此在党项羌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公元974年李光睿授继迁为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捧入朝献地，宋政府派遣使者前往夏州发遣李氏族人赴京之时，李继迁与其弟李继冲均持反对态度。继迁与其谋士张浦及其族人商量对策。继迁道：“吾祖宗食兹土逾三百年，父兄子弟列居州郡，雄视一方。今诏宗族尽入京师，死生束缚之，李氏将不血食矣，奈何？”

    继冲认为：“虎不可离于山，鱼不可脱于渊。请乘夏州不备，杀诏使，据绥、银，可以得志”。

    张浦的意见与此相反。他说：“不然。夏州难起家庭，蕃部观望，克文兼知州事；尹宪以重兵屯境上，卒闻事起，朝发夕至；银州羌素不习战，何以御之？吾闻小屈则大伸，不若走避漠北，安立室家，联络豪右，卷甲重来，未为晚也”。

    经过辩论，继迁采纳了张浦的计谋。恰在这时，太宗派遣使者已至银州，于是继迁诈言乳母死，需葬于郊外，将所有兵器藏于丧车之中，与其家族亲信数十人，逃至“善水草，便畜牧”的地斤泽。并以此为根据地，统一党项羌诸部，联辽抗宋，从而开始了他的漫长的旨在恢复祖宗基业的斗争。

    如何统一党项羌诸部，使其形成拳头共同抗宋呢？当时摆在李继迁面前的既有有利条件，也有不利因素。其有利条件是“西人以李氏素著恩德”。可以说李继迁所在的拓跋部在群羌中实力最强，威望最高，并且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同时，拓跋部所建立的夏州地方政权，一直得到中原王朝的承认，以及宋太宗错误地接受继捧献地，为李继迁找到反宋的藉口，等等。其不利条件是党项羌诸部“虽各有鞍甲，而无魁首统摄”，“族帐分散，不相君长。也就是说，党项羌内部还处于一种无统一领导的分散状态。同时，这些分散的党项羌部，鉴于宋朝的强大和继迁力量的弱小，在反宋与拥宋的问题上，往往徘徊观望，犹豫不决，首鼠两端。因此，要将他们统一到李继迁的旗帜之下，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李继迁在此历史背景下，为了尽快地统一党项羌诸部，果断地采取了如下对策和措施。

    1.宣传祖宗功德，争取酋豪支持。李继迁在地斤泽树起反宋旗帜后，利用“戎人不忘李氏”，“（李氏）世泽长存，人心思旧”，以及羌人“宗贵种”的心理状态，“出其祖彝兴像，以示戎人，戎人皆拜泣”，并对豪酋道：“‘李氏世有西土，今一旦绝之，尔等不忘李氏，能从我兴复乎’！众曰：“诺’”。这种利用祖辈威望，宣传恢复祖业，以笼络人心的做法果然奏效，史称“族帐稍稍归附”。

    2.在经济上为党项族谋利益。西夏境内的盐州和灵州一带，盛产青盐和白盐。由于其质量优于宋朝解盐，因此，宋朝陕西沿边居民争相购买。李继迁叛宋自立后，宋政府为了从经济上制裁继迁，下令“沿边粮斛不许过河西，河西青盐不得过界贩鬻，犯者不以多少，处斩”。盐禁数月，“西人大困，沿边熟户，无以资生”。继迁为了迫使宋朝开禁，鼓励蕃族44首领，引骑13000人，入寇环州石昌镇，环州知州程德元企图用武力将他们赶走，但无济于事。“因诏弛盐禁，由是部族宁息”。表明李继迁率领党项羌最终获得了反经济封锁的胜利。

    3.与酋豪联姻。雍熙初年，继迁为了同党项羌中的野利氏等大族建立反宋联盟，主动向他们求婚，结果如愿以偿。“羌豪野利等族皆以女妻之”。继迁通过联姻，壮大了自己的势力。“继迁复结婚于帐族之酋豪，凡数年，渐已强盛”。

    4.以武力征服不愿归顺的部落。灵州睡泥族首领岸逋不服继迁统治，“继迁以兵掠其七百余帐”。居住于黄河以南的泥中族“旧皆内附，继迁诱之叛，不从，数以兵侵略。”该族首领名番俄，皆移尹遇，崔保罗等，因族帐屡遭摧毁，被迫“徙居黄河北避之”。

    由于继迁采取了上述行之有效的措施，达到了统一大部分党项羌的目的。史载：“西界蕃部不下数十万帐，始犹互相捍拒，及继迁兵势寝盛，自灵州北、河外镇戎军、环州至贺兰山、西陇山内外、黄河以东，诸族无不帖服。独睡泥族不肯下……。”这说明除了少数党项羌部落未能统一外，大体上以夏州为中心，东北到府州、麟州一带，西南到环州、镇戎军一带，西到黄河两岸的贺兰山下，北到黄河河套北端的绝大部分党项羌部落，基本上得到了统一。

    初步建立的蕃汉联合统治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同时吸收其它民族上层参加的蕃汉联合统治，早在继迁袭据银州之后，即已开始。史载：“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蕃部指挥使，李光佑、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州刺史、嵬悉咩为麟州刺史，折御也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这说明李继迁所建立的统治机构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此后的西夏统治机构就是在此基础上不断补充、调整而逐步完善起来的。

    在建立蕃汉联合统治的同时，李继迁还建置州城、创建军制、建立官制，以及重用儒学有识之士。史载：“迁贼包藏凶逆，招纳叛亡，建立州城，创置军额，有归明、归顺之号，且耕且战之基，仍闻潜设中官，全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

    这些，说明李继迁的反宋目的并非仅仅为了恢复祖宗基业，继续僻居一隅，而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统治地盘，为创建西夏国家而开基立业。

    “观此作为，志实非小”。的确不能不承认其才华。

    四、发动旷日持久的对宋战争

    李继迁对宋战争，自公元982年至1003年，首尾22年，大体可以分为以下三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自公元982年至986年，首尾5年。

    即自李继迁奔地斤泽到降附辽朝。这是李继迁对宋战争的准备阶段。在这个阶段里，李继迁在军事上处于守势。

    公元982年十一月，继迁利用地斤泽的有利地形，竖起反宋旗帜，积蓄力量，伺机发动对宋战争。由于这时的力量对比为宋强夏弱，因此，往往被动挨打。如公元984年，继迁遭到夏州知州尹宪和都巡检曹光实的偷袭，“斩首五百级，烧四百余帐，获继迁母、妻及羊马器械万计，继迁仅以身免”。公元986年五月，李继迁与宋将王侁战于浊轮川，大败，损失士卒5000，继而又遭遇到宋内客省使郭守文和夏州知事尹宪的合击，死的死、散的散，投降的投降，其兵力几乎丧失殆尽。为了重振旗鼓，积聚力量，继迁及时采取了两项对策：第一，联辽抗宋。继迁在对宋的斗争中连连失利，深感不借助外力，难以抗宋，他与其部下计议道：

    “吾不能克复旧业，致兹丧败，兵力单弱，势不得安。北方耶律氏（指契丹）方强，吾将假其援助，以为后图”。

    公元987年二月，继迁派张浦为使臣，“持重币至契丹请附”。表示愿意称臣纳贡。辽圣宗耶律隆绪犹豫不决。西南招讨使韩德威建议道：

    “河西中国右臂，向年府州折氏与银、夏共抗刘汉，致大军援应无功。今李氏来归，国之利也，宜从其请”。

    辽圣宗采纳了他的建议，授李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夏银绥宥静五州观察使，特进检校太师，都督夏州诸军事。李继迁为了进一步获得辽的支持，不久又亲自向辽请婚，辽“以王子帐耶律襄之女封义成公主，下嫁李继迁”，并赠马3000匹。继迁与辽结盟联姻，对西夏与辽都有好处。对继迁来说，大大提高了他的威慑力量。“及契丹妻以公主，羌部慑服，输牲畜者日众”。对辽来说，“既得继迁，诸夷皆从”。

    第二，秘密联合李继捧共同反宋。李继捧献地归宋后，虽然已被加官晋爵，但其归宋并非本意。宋太宗为了使其更好地效忠宋王朝，曾采纳宰相赵普的建议，重新授李继捧为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并赐名赵保忠，让他重返故地，以图继迁。继捧深感进退两难，于是派人暗中与李继迁相勾结。继迁为了达到与继捧联合反宋的目的，派人以投靠契丹，可以得到高官厚禄和永镇夏州为诱饵，鼓动继捧附辽反宋，继捧心动，表示愿意投靠契丹。契丹授他为推忠效顺启圣定难功臣，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侍中，封西平王，复本姓。李继捧附辽与继迁联手反宋，使继迁如虎添翼。在李继捧的秘密配合下，出兵攻占绥、银、庆诸州，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虽然，这些被攻占的州县不久在宋军的强大反攻之下，得而复失，但却大大增强了李继迁的声势。

    第二阶段：自公元987年至公元991年首尾5年。即自李继迁攻取夏州至降服于宋。这是继迁进行试探性进攻的阶段。

    公元987年二月，李继迁乘宋辽交兵的大好时机，出兵攻打夏州，知州安守忠率兵3万出战，继迁于夏州西北设伏以待，“大败守忠兵，追及城门而止”。

    公元990年十月，李继迁又一次对夏州发起进攻，未能攻下，恰在这时，党项羌内部发生分裂，其部下指挥朗吉等偷偷相约背离继迁。宋朝利用其内部不稳定，派重兵进行反击。继迁走投无路，请降于宋，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赵保吉。这是宋朝最好的机会，可被宋朝放过。

    第三阶段，自公元992年，至995年，首尾4年。即自攻占银州至袭击清远军。这是继迁发动更大规模战争进行准备的阶段。在这个阶段里，继迁虽然没有停止对宋朝的军事行动，如公元993年四月，继迁以李大信为蕃部指挥使，率军入寇庆州。公元995年十二月引契丹兵攻府州，以及攻掠宋沿边诸州，但其主要精力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积粟练兵，为夺取宋朝西北的军事重镇——灵州做好准备工作。

    第四阶段，自公元996年，至1002年，首尾7年。即自继迁开始围攻灵州，至灵州失守。这是继迁竭尽全力攻占灵州的阶段。

    灵州之战：灵州位于兴庆府的南面，在黄河与浦洛河交汇之处。其地形险要，“大河抢流，群山环拱”，“北控河朔，南引庆、谅，据诸路上游，扼西陲要害”。灵州为宋朝咽喉，“西北要冲”，“西陲巨屏”，其地域辽阔，宜农宜牧。“灵武地方千里，表里山河，水深土厚，草木茂盛，真牧放耕战之地”。灵州文化发达，人材辈出，“文臣武将，产于该地者代有其人”。争夺灵州对于西夏和宋都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对继迁来说，如能攻占灵州，那么，他就可以“西取秦界之群蕃，北掠回鹘之健马，长驱南牧”。对宋朝来说，如能守住灵州，“则足以张大国之威声，为中原之捍蔽”。如果灵州失守，“则缘边诸郡皆不可保”，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鉴于灵州的战略意义极端重要，宋朝政府为了守住该地，早就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主要准备工作有以下几个方面：以裴济为灵州知州兼都部署，让他在那里“谋缉八镇，兴屯田之利”，积粟练兵，长期固守；自陕西关中等地运去大批粮食，如太宗命白守荣、马绍忠率领兵护送陕西刍粮，“分三番抵灵州”；让大臣就灵州弃守的得失利弊展开辩论。史载：“今之议边事者不出三途：以灵武居绝塞之外，宜废弃之，以休中国飞挽之费，一也；轻议兴师，深入穷追，二也；厚之以恩，守之以信，姑息而羁縻之，三也”。

    但实际上大臣们发表的意见，并非只有上述三种。经过激烈的辩论，宋政府权衡利弊得失，最后决定“固守灵州”，推行“联蕃制夏”之策。即联合凉州吐蕃、甘州回鹘，以及贺兰山的大凉、小凉和秦陇以西诸戎等等，要求他们配合宋政府讨伐继迁；增兵灵州。如公元1001年以马步军都虞候王超为西面行营都部署，张凝为副都部署，率领步骑6万，增援灵州。

    正当赵宋君臣在灵州弃守问题上犹豫不决，和采取一些防御措施、行动迟缓之时，李继迁早已抓住战机，当机立断，发动了一系列的旨在夺取灵州的战斗。李继迁夺取灵州的战争前后计有三次。

    第一次在公元996年。这一年的五月，李继迁率领1万余人，进攻灵州。宋太宗为了守住灵州，“躬自谋度，未尝宁息”他以李继隆为灵环十州都部署，并于同年九月，下令兵分五路，增援灵州。命李继隆出兵环州，范廷召出兵延州，王超出兵夏州，丁罕出兵庆州，张守恩出兵麟州，但进军的结果，因“请将失期，士卒困乏，相继引还”。

    宋朝五路出兵救援虽然未能成功，但由于灵州守将窦神宝临危不乱，坚守有方，“间出兵击贼，卒全其城”。说明继迁首次攻取灵州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第二次是公元997年。这一年的十月，李继迁再次进攻灵州，被合河都部署杨琼所击退。但这次战争仅见于《宋史·真宗本纪》，《宋史·杨琼传》、《宋史·夏国传》均不见于记载，可见其规模不大。

    李继迁鉴于两次攻取灵州失利，于是决定暂时停止对灵州的进攻，而将他的主力用于扫清灵州外围的战斗，即夺取清远军与怀远城。李继迁于公元1001年九月，攻占清远军，接着又于同年十月攻占怀远城。从而使灵州陷入孤立无援、完全与外界隔绝的状态。

    第三次灵州之战，发生于公元1002年。这年三月，李继迁下令“大集蕃部”，包围灵州，并切断灵州粮道，灵州危在旦夕。

    知州裴济亲写血书，十万火急，派人请求朝廷派兵增援，但“大军讫不至，城遂陷”。知州裴济以身殉职。关于这段历史我也在正文过写过。继迁攻占灵州后，鉴于该地地形险要，决定改灵州为西平府，作为夏州地方政权的都城。

    灵州之战之所以以夏胜宋败，原因之一，是宋军素质下降，缺乏破敌帅才。正如知代州柳开所指出：“今兵革虽众，不及太祖之时人人练习，谋臣猛将则又悬殊，是以比年西北屡遭侵扰，养育则月费甚广，征战则军捷未闻”。说明灵州之战，宋方之所以失败，与士兵缺乏训练，以及朝廷缺乏运筹帏幄的谋臣和决胜千里之外的猛将，有着很大的关系。原因之二，灵州地理位置对宋军固守极端不利。知制诰杨亿上疏在评价灵州地利时指出：“（灵州）盖朔方之敌墟，匈奴之旧壤。僻介西鄙，邈绝诸华，数百里之间，无有水草，烽火不相应，亭障不相望……”。这种无险可守，在地理上完全与外界隔绝的孤城，即使守将有三头六臂，也是无法长期固守下去的。原因之三，是缺乏厚偿存恤以激励将士。正如李继和在奏疏中所指出：“灵州孤垒、戍守最苦，望比他州尤加存恤。且守边之臣，内忧家属之窘匮，外忧jian邪之憎毁，忧家则思为不廉，忧身则思为退迹，思不廉则官局不治，思退迹则庶事无心，欲其奋不顾身，令出惟行，不可得已。良由尝未厚、恩未深也。尝厚则人无顾内之忧，恩深则士有效死之志”。如果能厚偿存恤，本可以激励灵州官兵奋勇抵抗，众志成城。但灵州粮道断绝，士兵连吃饭都成问题，在此情况下，要想守住灵州，只能是一种幻想。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