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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章、可否冲破(上)

    要在一个人生地不熟,语言都不通的国家从头开始闯一番事业,谈何容易。更何况,对于当时的日本而言,音乐方面可以说是强者如林,BEYOND要想成为那林中的一棵大树,谈何容易?

    虽然做好了奋斗很多年的打算,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开始的日子会那么的苦闷。

    后来BEYOND接受采访时,谈到了一些在日本的生活。只言片语之中,所表达的却是一般人难以承受之重。

    日本的物价高,房子小。黄惯中还记得乐队初到日本时,第一天就一起去找房子。好不容易找到房子,连窗帘都没有,黄惯中躺在地上睡一个晚上,他用报纸铺在窗口上面,外面很冷,挡着阳光。房子很小,黄惯中个头不算高大,但他“可以用脚碰到任何地方,根本不用遥控器。”

    那时Beyond的生活基本就是在日本录音,回香江宣传,然后再回日本录歌曲的日文版,在日本继续宣传。他们经常要留在日本两三个月才能回一次香江,最久要半年。而如果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闷得让人发慌,黄惯中躲在家里看电影,每天骑一辆脚踏车,往返于住所与他家附近的录像带出租店,每天以四五套电影的速度看了不少偶尔有日文字幕的欧美电影,以及根本听不懂对白的日本电影。

    黄家镪有时靠打电动游戏过日子:“你讲英文他们(日本人)不懂,我们又不懂日文,你可以去哪?都是这样过。”

    黄惯中形容他们那时是一个完全没有活力的团体:“我们四个住的很近,经常聚,然后每次去排练,‘又是你们几个!’每天的生活好像是印刷出来的一样,睡醒了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自己不停问自己,“我来这里干嘛?”

    黄惯中把这种状态理解为这是在一个新地方的新开始的一部分。但他开始忍不住借酒消愁:“我以前是滴酒不沾的,我在日本的时候就开始喝酒。那时候就是回家,脱鞋,手一摸就是一瓶酒,连杯子都不要,就这样一瓶下去,希望让自己不要想那么多,赶快睡,明天还有很多工作。”

    虽然Beyond每一个人都可以创作,但无可否认,黄家枸是Beyond那时绝对的创作主力,“按家枸的创作量他应该是很多很厉害,他一个晚上可以写10首歌出来。”但黄惯中觉得,家枸在日本时的创作量并不大,他自己在日本也没什么兴致弹吉他:“吉他放在那里就不想碰,整个人情绪有一点低落,有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相对而言。叶世嵘的性格比较乐观,他说Beyond最擅长的就是“苦中作乐”。不过这依然无法抵制语言不通以及文化差异所带来的沉闷感:“也是那时侯,我开始学抽烟,一抽就不能停了。”

    日本的生活和他们想象的一样吗?叶世嵘思索了两秒钟,坚定的吐出三个字:“不一样。”那不止是异乡生活带给他们对环境的生疏感,他们在录制《继续革命》的时候,发现原来公司对他们的要求和他们自己对音乐的期许,也有很大差距。

    叶世嵘撵灭了手中的烟,继续说下去:“主要是公司的立场。第一张唱片我们感觉有点不太高兴的是,我们很想做一些重型音乐。可是公司希望我们走流行的路线。”

    Beyond那时年轻气盛,难免和公司发生一些冲突,“慢慢我们才发现,日本也是一个以流行为主的市场,日本就是一个变大了好几十倍的香江。我们妥协了,为了能在日本学到更多音乐方面的东西,我们就听了公司的话。”

    Beyond在日本一共制作了两张专辑,《继续革命》和《乐与怒》,前者的国语版叫《BELIEF信念》,后者因为收录了《海阔天空》这首Beyond的大热作品,国语版干脆就叫《海阔天空》。

    《继续革命》的12首作品是从50多首歌里挑出来的,其中大概30首是Beyond在去日本前就写好的,唱片公司觉得不够,Beyond到了日本又创作了大概20首作品,这20首作品里有些歌多多少少能反映他们在日本的生活状态。

    黄家镪拿起《继续革命》的歌词页,抻开又折叠,折起又抻开,正面反面看了两遍,然后说:“《厌倦寂寞》是我在日本写的,阿Paul(黄惯中)的《温暖的家乡》,家枸的《遥望》,都是我们自己的感受,内容都是关于想念。阿Paul比较直白,就是想家。家枸就是用想歌迷,想情人来讲,我也是情歌,‘你不在我身旁,我很寂寞’。”

    1992年初,Beyond到了富士山山中湖的一个录音棚录制这张专辑。叶世嵘说那是他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雪。

    “我们在那里呆了三四个月。每天就是在里面录音。因为是冬天,整个酒店就我们一帮人,包括工作人员。一条马路,两边是雪,然后伸出一条小路,通到酒店,挺阴森的。想到一部电影就是《闪灵》(Shining)。”

    《继续革命》的录音过程并不如想象中的顺利。在香江的时候,Beyond都是自己搞定编曲,到了日本,公司给他们安排了一个专门负责编曲的制作人:梁邦.彦。

    叶世嵘说:“我们第一次和制作人合作。他把我们的很多东西改变了,整个味道都不一样了。有可能是我们经验的问题,后来录音的时候才发现,他做出来的效果也特别好特别美。我们那时候比较年轻,火气比较大,稍微改变一点自己的想法就不接受。后来唱片做完之后仔细地去听,对我们音乐的帮助也挺大的。”

    黄家镪表达了相似的看法,:“那时我们不太喜欢他帮我们编的东西,太软了,可能是唱片公司的要求,不太适合我们的个性。但我后来自己去听《继续革命》这张唱片的时候,我觉得也很好听,没有太大的问题。刚转变的时候会觉得适应不了,但慢慢觉得只是风格不同,就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正如家镪所说,梁邦.彦的出现,归根结底还是公司的需求。“做《继续革命》时,我们和公司的分歧比较大。公司希望我们做一些软性的摇滚,我们那时是比较硬的,刻意要转变我们的风格,我们是有点难受。”

    火气最大的黄惯中一时冲动,居然对老板发了脾气。10余年后,他仍然可以绘声绘色地重现当时的情景。

    “我肯定发过脾气,我知道,我是第一个发脾气的,对着我们的大老板。他让我们听很多日本的乐队,然后告诉我,我们日本人会这样做,我们日本人会这样想,我们日本的乐队是怎样怎样,结果我就突然忍不住冒出一句,‘你永远告诉我们日本这样这样,你为什么要老远费力气去签一个香江的团回来,把他们都变成日本人,你这样是不是很矛盾呢?’他的脸变黑了,我就知道我说错话了。”

    当时所有人听到黄惯中这句话,都倒吸了一口气。在日本,艺人从来不敢和他们的老板这样顶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