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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一章 一场豪赌

    薛万均、薛万彻兄弟也不隐瞒伽蓝,把一些军中隐秘和第一次东征前后所发生的事情详细告之。

    伽蓝曾以西北狼的身份保护过薛世雄、冯孝慈和王威等西北军统帅,所以对军队里一些鲜为人知的机密略有耳闻,又曾五次扈从裴世矩经略西土,对中枢职事也是略知一二。

    从军队来说,有内外军之分。内军掌仪仗宿卫,是禁卫军,直属中央。外军掌镇戍征伐,遍布全国各地的鹰扬府统统隶属十二卫府。十二卫府统率军队,主掌统兵权。十二卫府有十二位正三品的大将军,二十四位从三品的将军,四十八位正四品的武贲郎将,七十二位从四品的武牙郎将。这些都是高级军官,统帅级别,正是这些人控制着军队,控制着遍布全国各地的鹰扬府。

    军事行政权由尚书省的兵部掌控,军事决策权则由尚书都省掌控。

    帝国国事总揆于尚书、内史和门下三省,三省官长共执朝政,三省运转的轴心就在尚书都省。朝之众务,总归台阁,三省官长共享相权。其中内史省拟制策略,门下省审核,经皇帝御批,再由尚书省执行,但在实际运作过程中,重大国策都是由三省官长在尚书都省共同商讨拟制,其中尤以尚书令和尚书左右仆射权重,所以帝国的宰相实际上只有三个人,尚书令和左右仆射。为限制相权,左右仆射常置,而尚书令仅仅在特定时期授予功勋元老,象征意义大于实际意义。

    今朝五贵,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是军中老帅,纳言苏威和黄门侍郎裴矩执掌门下省,内史侍郎虞世基是内史省官长之一,御史大夫裴蕴主掌御史台行使监察大权,皇帝通过他们牢牢把持中枢决策权、监察权以及对军队的控制权,巩固和增强自己的皇权,但结果并没有达到皇帝的预期,甚至可以说与他的预期大相径庭,东征失败就是个明证,而东征失败所带来的一系列恶果正在迅速凸现并急速蔓延。

    建立骁果军的命令出自中枢,兵部要执行,要在最短时间内招募一万锐士。皇帝要求骁果军具备强悍的战斗力,并且完全被中央所控制,也就是说,皇帝不允许世家权贵在骁果军中安插亲信,但考虑到时间的急迫,为了满足皇帝对骁果军战斗力的要求,兵部又不得不从十二卫府中选拔精锐,这就需要十二位大将军和二十四位将军的通力配合,结果矛盾爆发了。

    东征失败,近三十万将士战死辽东,十二卫府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帝国有多少军队?

    二十多年前,帝**队南下攻打江左,当时北方一统,人口约为三千万,但山东是征服地区,山东人不能用,另外还要派军队镇戍山东,镇戍边郡,所以当时能够调用的军队有五十一万八千人,九十位行军总管。现在中土统一二十多年了,人口暴增,达到四千六百万,但人口主要增加量在山东和江左,帝国根基之地的关陇地区因为西北过于贫瘠,再加上大量人口涌向中原富裕地区,导致人口增加缓慢。

    考虑到帝国统一之初国内激烈矛盾和维护国祚安全的需要,帝国府兵主要还是关陇人,府兵的增加量有限,另外随着中土一统,国防策略做了颠覆性修改,由内转外,守外虚内,十二卫府的主要兵力转到边郡镇戍,而边郡镇戍需要强大国力支撑。国力是否强大体现在财赋上,财赋多寡体现在税赋上,税赋多少体现在人口和土地上。府兵耕地不要交赋税,也就是说,府兵越多,对帝国财政的影响就越大。

    帝国统一后军制改革的重点是军户入籍,名义上是因为战争减少了,军人的家眷和军户不要随着军队四处征伐了,于是找个地方安顿下来,安居乐业,但实际上这是削弱和遏制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的一种手段。北周苏绰开创府兵制的最初目的是解决兵源问题,解决如何养兵的问题,顺带集中一下兵权,遏制一下世家权贵。世家权贵拿什么保证自身的权益?除了经学,财富,还需要什么?当然是军队。中土分裂四百余年,世家权贵从坞壁到乡兵、宗团,新兴豪强从部曲到私军,无时无刻不在增强自身的武力,以武力来保证权力和财富。所以,中土即便统一了,即便有了府兵制,即便中央想方设法集中兵权,但上至皇帝下至普通一卒,都不得不面对世家权贵始终控制军队这个现实。

    皇帝要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世家权贵则不惜代价维护自己对军队的控制,这关系到权力和财富的拥有,因此在这种激烈斗争中,帝**队还有扩张的可能吗?

    今上修改军制,把十二卫府扩张到十六卫府,其目的不是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而是增加禁卫军数量,试图以增加禁卫军的实力来保证中枢对军权的控制,从而为一下步更大力度的军制改革打下基础。由此可见世家权贵对军队控制力之强,这种控制力严重影响到了国策的制定,对皇帝改制造成了空前阻力。

    帝国人口增长了,财富增加了,军队却没有扩张,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更严重的是,随着统一时间的延续,除了边军,禁卫军和镇戍京畿以及镇戍大河大江南北的军队因为长时间不打仗,信心和勇气逐渐被安逸生活所腐蚀,战斗力每况愈下。东征失败,与府兵战斗力的下降也有直接关系。

    帝**队的总量应该超过一百万,而禁卫军、戍守京畿的中央军和边军至少占据一半。四年前西征吐谷浑,调用的是西北军、巴蜀军和一部分镇戍京畿的中央军。去年东征高丽,调用的是东北河北河南山东江淮一带的镇戍军,其总兵力是十二个军大约四十万军队,加上行宫人员,台阁官僚,禁卫军,还有运粮的民夫、随军杂役等等,大约一百一十多万,号称两百万。其中渡过辽水,深入高丽腹地,直杀高丽都城平壤的有九个军,三十万五千人,最后全军覆没,据说最后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

    三十万大军深入敌人腹地作战,在缺乏粮草支援的情况下,应该一往无前,速战速决,但大军行动迟缓,各军统帅在执行命令的时候不坚决,而且彼此扯后腿下黑手。到了平壤之后,还是没有决心攻城,而且在未经中枢同意的情况下,以粮草不济为借口,全军后撤,导致与水军夹击平壤的计划失败。

    撤退途中,大军横渡萨水,高丽人半渡而击,后军左屯卫将军辛世雄不幸战死,导致大军崩溃。接下来就是鸭绿水这道天然险阻,高丽人故技重施,再次半渡而击之,崩溃后的隋军毫无还手之力,全军覆没。

    最终是不是只逃回来两千七百人已经不可考,但实际数字肯定比这个多,因为九个军的统帅除了辛世雄战死外,其余八个都逃了回来,尤其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更是全军而还,那么他至少带回来一两万人。这些统帅既然能逃回来,那么他们的属官,还有很多高级军官,还有保护他们的侍从部曲,应该也逃了回来。高丽人的军队没有隋军多,就算围歼屠杀也需要时间,所以肯定逃回来不少军队,但皇帝和他的宠臣们岂能放过这个机会?当然不顾一切抹黑这些世家权贵,一来坐实他们的罪名,二来夺取他们的军权,将他们赶出军队。

    结果的确如此。九个将军中,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将军薛世雄、检校右御卫虎贲郎将卫文升因为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在二次东征前官复原职;左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涿郡太守检校左武卫将军崔弘升承担了兵败的全部罪责,除名为民,好在果断“病死”了,没有连累家族;右御卫将军张瑾、右武侯将军赵孝才、左骁卫大将军荆元恒虽然后来赦免了罪责,但未能官复原职,只能回家养老。其他逃回来的高级军官也基本上被赶出了军队。

    这一仗,世家权贵遭到重创,他们失去的不仅仅是军权,更重要的是他们失去了三十万军队,这才是毁灭性的打击。

    三十万军队没有了,怎么办?皇帝要发动二次东征,军队严重不足,而西北军要戍边,肯定不能征召,戍守京畿的中央军也不能征召,最后还是在山东和江左想办法,于是下旨募民为兵,征召山东和江左平民壮勇加入军队。

    镇戍山东和江左的关陇籍府兵是有限的,当他们大部分战死辽东后,没有兵源了,皇帝和中枢就不得不临时修改兵制,大量征募山东和江左的平民入伍。第一次东征,朝廷从山东和江左征调了大量民夫,第二次东征,朝廷不但继续征调民夫,还强行征募壮勇入伍,这导致山东局势急骤恶化。

    前年,黄河水患,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洪水泛滥,山东大约三十个郡遭受水灾。去年,黄河大旱,大河两岸的大小河渠干涸见底,山东受灾郡县更多。偏偏这时候,朝廷还要打仗,要远征辽东,要调集军队、粮草和徭役。中央和地方官府赈灾不力,导致民怨沸腾,叛乱迭起。本来山东人就是被征服者,一直遭到以关陇人为主体的中央和地方官府的欺压,现在没有活路了,当然造反。

    无奈的是,偏偏这时候,镇戍山东各地的鹰扬府军队全部去了辽东战场,各地郡县的镇戍力量非常薄弱,就算有郡兵,但因为郡兵都是本地人,根本没有镇压动力,于是起义军以燎原之势,在短短时间内席卷大河两岸,迅速蔓延到两淮和江左。

    可以想像,这种形势下,皇帝和中枢决定在山东和江左征募壮勇、征调民夫,只会让国内形势愈发恶劣,只会让更多的山东人和江左人加入到起义军的行列,最终一发不可收拾。

    然而,这一次,大部分世家权贵还是支持皇帝和中枢发动二次东征,因为他们需要军队,需要利用东征的机会招募壮勇,重建军队,重建武力,以便维护自身利益。至于国内紧张局势,至于造反的山东人和江左人,他们根本不屑一顾,在他们看来,只要二次东征胜利,大军掉头南下,马上就能扫平叛贼。

    皇帝和中枢也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担心叛乱者,担心的是世家权贵在控制了新建军队后,再一次与中枢对抗,阻扰改革,另外,皇帝和中枢对这些世家权贵们失去了信心,同时也担心山东和江左平民士气不足,战斗力不足,假如到了战场上就逃,那就完了,所以毫不犹豫,果断决定扩张禁卫军,建骁果,乘着这次难得的机会一方面控制更多军队,一方面削弱世家权贵对军队的控制,不顾一切也要拿到主动权。

    皇帝和中枢向西北军要人,薛世雄也向西北军要人,就是基于当前这种局势。

    伽蓝总算明白了,东征大败导致皇帝和中枢的威信降到了最低,现在国内局势又剧烈动荡,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居心叵测者都在伺机而动,此刻不要说政令畅通了,政令能不能传出禁中都是问题。

    当初皇帝继承大统就遭到了太子一党的激烈反抗,皇帝不得不杀了废太子杨勇,贬谪了重臣柳述和元岩等一批太子党。接着汉王杨谅举兵造反,皇室手足相残,因此而受到连累或惨遭杀害和流放的人家多达二十多万户,由此可见反对皇帝的贵族官僚数量之多。继而皇帝又杀了高颎、贺若弼等功勋大臣,再加上皇帝变革了一系列制度,损害了世家权贵的利益,由此进一步导致他和中枢的威信不断下降,长安颁布的政令除了在京畿得到贯彻外,在其他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很难得到有效执行。

    大业五年皇帝劳师西征,开疆拓土,建立武功,某种程度上也是迫不得已,他必须去建立武功,否则无法慑服权贵,无法获得无上威信以逼迫地方官府执行他的敕令。随着变革的深入,各种矛盾越来越激烈,反对者越来越多,政令的贯彻越来越艰难,于是又有了东征。东征的目的还是要建立武功,还是为了赢取威信以慑服地方,推行他的变革制度,实现他的执政理念和富国强民的政治理想,所以他即便知道辽东战场是个陷阱,他也得去,也必须赤膊上阵。他的敌人不是高丽人,而是世家权贵,他必须与世家权贵一决胜负,必须进行一场豪赌。

    这场豪赌本无悬念,皇帝的胜利唾手可得,然而,他输了,输得很惨很惨,两败俱伤,而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他失去了对国内局势的控制,对地方官府的控制,帝国在这场豪赌之后,毫无悬念地坠入了无底深渊。

    薛世雄是深得皇帝信任的军中老帅,现在就连他都对皇帝的命令阳奉阴违甚至暗中掣肘,可见皇帝也正在失去对中枢的控制,这太可怕了。

    伽蓝低头沉思,久久不语。

    薛万均和薛万彻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娓娓述说,目的很明确,必须留下伽蓝和他的西北马军团。

    “陛下何时抵达临朔宫?”伽蓝忽然问道。

    薛万均迟疑了一下,说道,“还有三天的路程。”

    “裴阁老随侍吗?”

    薛万均微微颔首,眼里悄然掠过一丝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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