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44 第一步{2}

    这几天的时间，田丰和一班人等开始了初步的谋划，田丰在饭桌上多次强调了发展的基本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先富起来，只有先富起来，手里有了一定的资源才有话语权，要想掌握足够的实力，第一步就是找我足够的财富，这是第一步，更是基础。

    那么第一步，就是经商了。

    但是经商这条路，在这个时代是很下贱的一种行为。但是，这条路子的的确确来钱快。

    古代商人虽然政治地位低，但一般比农民、工人收入高，部分甚至超过官员。

    私营经济能增强商人的积极性，完善经济体系，是市场经济的重要部分。

    华夏古代近代的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帝王往往被神化，被宣传为上天派来掌管黎民百姓的有神奇力量的化身。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帝王和官员就是最高级的地主阶级。他们通过政治权利剥削百姓，从而维持自身。搜刮来的钱财和土地使得帝王和高级别官员得以控制住黎民百姓。

    但是商人通过做生意，互通有无，把百姓的钱财迅速聚积起来，从而也同样能够过上像帝王和官员般奢侈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威胁到了一直以来宣传的传统思想，威胁到了帝王和官员的身份和地位，也使百姓质疑到所谓神权的真实性。所以，近代一直以来的“重农抑商”策也就不足为奇了。

    商人的地位低下是统治阶级刻意贬低的。

    在古代，行政管理能力受到科学技术的限制，政府对商人这一群体管理困难：

    例如征税，商人不像农民那样可以根据田地来指定确切的税额

    又例如征役，由于商人大多游走各地，无法对其进行确切地户籍管理，从而很难对其征集劳役和兵役。

    另外商人的流动性对当时的社会的稳定统治也产生威胁：

    很多限制流通的物资（如盐、铁）都可以通过商人来流通，还有许多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也是由商人传播开了的。更有甚者，商人可以迅速堆积起大量财富，从而积聚其挑战统治阶级的力量，这也是帝王们所恐惧的。

    所以士工农商等级的确定是统治者按其对自己统治的贡献和危害程度来确定的。

    政治上：重农轻商便于统治，百姓固定，商人到处跑，不好管

    文化：儒家轻商，儒家的祖师爷孔子如此，以后越来越厉害，到了宋朝作词都被瞧不起。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战国时代，由于冶铁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铁矿的开发，铁制工具已经在当时的各种生产领域中普遍使用。据《管子》所记，当时必须有铁制工具，“然后成为农”，“然后成为车”，“然后成为女”（《轻重乙篇》），“不尔而成事者，天下无有”（《海王》）。

    战国中期，孟子曾以社会分工为必然而反对主张“贤者与民并耕而食”的许行，并问其弟予陈相说：“许予以釜甑爨，以铁耕乎？”（《膝文公上》）可知当时中原地区“铁耕”已经非常普遍，许行不用“铁耕”已成了出乎常情的事。

    从有关文献记载和近年考古发掘出土的工具来看，铁制农具有耒、耜、犁、铫、耨、■、锄等；铁制手工业工具有刀、斧、凿、锯、锥、锤等；铁制兵器有仗、矛、剑、甲胄等；在人们的装饰品中，如带钩也有用铁制造的。铁器的普遍使用，有助于新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的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新的生产关系的成长，推动着生产关系的变革。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②铁制农具的推广有利于大量荒地的开垦，便于深耕、发土、平田、除草和收割，大大提高了耕作效率，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促使供求关系的扩大，也就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和发展。而华夏春秋战国时期，正是商业发展的重要时期。

    华夏古代的四大商人，皆出自这个时期。

    陶朱公：春秋末期人，即助越王勾践一战灭吴的大智者范蠡，堪称历史上弃政从商的鼻祖和开创个人致富记录的典范。《史记》中载“累十九年三致金，财聚巨万”，当然入选，推荐为“中国十大富豪”之首。

    经常出现在论语中的子贡：孔子高徒，经商致富的能人。《史记。货值列传》载其“废著鬻财于曹、鲁之间”。曾自费乘高车大马奔走于列国，说齐、存鲁、霸越、亡吴。儒家学说后来得以发扬光大、流传百世，其功甚伟。

    白圭：战国初期周人，最早的经商理论大师。李悝曾向他求教过致富秘诀。“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即是他首创的经商名言。《史记》推其为“天下言治生祖”，曾有经商哲学理论著作问世，可惜失传。

    吕不韦：战国时期阳翟大商人，史载”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但一生最得意的一笔大买卖却是：把秦始皇他爹送上了王位。

    在列国的国都中，以齐国的临淄规模最大。最为繁华。据当时人讲，那时城中共有七万户，若以每户五口计，也有三十五万人之多。当时街道上非常繁荣，行人拥挤塞路。而齐国，是出了名的商业发达国。

    《战国策·齐策一》说：“临淄之途，车毂击，人肩摩”。从地下发掘情况看，临淄故城，是由大小两座相互衔接的城组成：大城南北约四公里半，东西约四公里；小城在其西南角，周围约五公里，宫殿在小城西北部的夯土台基上。市区在大城的西部和小城的北部，

    符合《考工记》“面朝后市”的记述。在小城的南部有冶铁、炼铜、铸币、制骨等各种手工业作坊多处①。据说，那时的大都市里有“县（悬）帜甚高”的“酤酒者”（《韩非子，外储说右上》）；有“卖骏马者”（《战国策·燕策二》），有卖兔的所谓“积兔满市”（《吕氏春秋·慎势》）；还有卖卜者，齐国公孙闬曾“使人cao十金而往卜于市”（《战国策·齐策一》），便是其证。在市区四周有“市门”，设有“市吏”（《韩非子·内储说上》）来管理。

    齐太祖统一六国后，在田丰看来这位干煸了历史的穿越者是很重视商业的发展的。

    在田丰的印象中，华夏古代是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的社会地位是很低的。可是当田丰逐渐的了解了，田丰发现自己错了，而且是大错特错了。

    这个世界，根本不能用田丰的常识来判断。

    因为，历史已经被改得面目全非了，

    齐国商业发达，齐太祖开国后，在六部湿度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商部尚书这个田丰闻所未闻的官职。

    没错，也就是说，除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外，还有一个商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