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三、大明亡朝

    说起明末的崇祯皇帝，在中国恐怕无人不晓，在明朝的16个皇帝中，崇祯可算是一个知名度极高的皇帝（这恐怕与明亡有关）。崇祯，姓朱，名有检，生于1610年，卒于1644年，享年34岁。17岁弱冠之年（尚未成年）即开始正式登基作了少年皇帝，在位整整17年，是明朝的末代皇帝（不包括南明小朝廷），也是一位在中国历史上颇有争议的重要政治人物。综观其34年的短暂人生之路，功过是非自有史家评述。从史料上看，崇祯帝的幼年生活十分不幸，他的生母刘氏出身卑微而且早亡，导致崇祯幼年从5岁时起就丧失母爱，同时他也没有得到多少父爱，因为他的皇帝父亲也并不真正喜欢他的母亲，故崇祯出生不久后，其母就被打入冷宫，崇祯日后能做皇帝完全是出于偶然，这也形成了他日后生性多疑而又孤僻冷浚的个人秉性。

    平心而论，从人性角度而言，崇祯应是一个性格忧郁而又有点急噪脾气的青年书生皇帝。同时，他也十分自信而固执，一直到大难临头时都不肯离开北京城半步，足见他对祖宗遗留下来的江山社稷和京城臣民是何等的眷恋不舍，甚至对于三十六计策中的“走为上策”竟都束之高阁，足见他与像水银一样毫无秩序流动的流寇作风的天壤之别，当然，这样迂腐的坐以待毙也犯了兵家之大忌，最终使他国破家亡。

    但是，与历史上其他碌碌无为、昏庸无能的亡国之君相比，崇祯身上却十分突出地显示出失败君主的浓厚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倔强地宁死不屈、国君以身死社稷。而且，令后人感动的似乎是他发自内心深处的仁慈之心，他可以义无返顾壮烈地牺牲自己，但临死时在袖口的遗言中却还惦记着京城百姓的安危“我尸任人分割，勿伤我百姓一人，”，对于一个行之将死的帝王而言，这可决不是伪善，而是肺腑泣血之言，北京城是明朝统治的首善之地，崇祯当然不忍心看到自己的臣民们遭受外来暴力所带来的生灵涂炭和家破人亡。可以不夸张地说，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以死谢天下”的几个殉道君王之一。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他没有玉石俱焚，放一把火把紫禁城复之一炬，足见他对于紫禁城的一砖一瓦是筑入了何等深厚的感情和爱怜，宁可把它留给不共戴天的敌人来享用，也不忍心把它毁灭在自己手中，从而给后世人留下了一笔珍贵无价的历史文化遗产。当然，这也反映出了崇祯帝思想深处崇尚理性而非暴力的善良禀性。其实，崇祯一生中最大的心愿也就是天下太平无事，百姓安居乐业。然而，无情的历史却给他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自他即位以来，天下似乎就没有太平过一日，而且，社会日趋动荡不安，底层暴力事件不断升级，乃至初燃自陕北贫瘠黄土高坡上的无序暴烈之火呈显愈演愈烈之势，直到将大明朝廷的半壁江山烧为灰烬、化为乌有。

    “这是一个对自己天子事业有着无限追求（甚至有点偏执狂）的敬业者，”大多数明史专家对崇祯这样客观评价道。众所周知，明末朝廷面临的诸多社会矛盾和棘手问题如同一堆乱麻搅和着许多炽热的干柴垛子，煎不断、理还乱，一旦遇到非理性的暴烈火种就会迅速地蔓延，让当时朝廷中平庸居多的政客大臣们举足无策、一筹莫展。故史家们大都叹惜崇祯生不逢时，偏偏遇到晚明乱象，大明朝此时已经社会弊端丛生、吏治日趋腐败、朝臣党争愈烈、民间礼崩乐失、朝廷内忧外患、暴民为祸甚烈、清兵虎视眈眈、国库空虚如洗、财政积重难返、军事腹背受敌，的确是病入膏肓之际，崇祯纵有雄才伟略也是独木难支，这在西方民主宪政体制（可以使政权和平更迭）尚没有传入中国的三百多年前的传统中国君主社会里，等待着他的命运结局无疑也只有死亡或投降这两条路可以选择了。

    事实上，崇祯自即位以来就已经深刻洞察了社会潜在的巨大危机，他也是明朝历代皇帝中具有强烈忧患意识的为数不多的几位帝王之一，正因为此，他才明显表现出求治心切的迫切情绪，希望国事能够立竿见影地从日趋糜烂中迅速好转、恢复生机，这反而助长了他的急躁情绪，往往是欲速则不达。他时常感情用事，举措揠苗助长，加之少年老成，难免产生刚愎自用的秉性，故导致朝廷诸臣皆畏之而又弊之，这些崇祯性格上一连串的的小失误陆陆续续地发生最终也间接加速了大明的亡国之祸。

    当然，凭借崇祯个人的勤勉敬业和品行修为，假如是生逢太平盛世或者是和平岁月，应该会使天下长治久安，他也会成为一代明君圣主，流芳千古，这一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只可惜他生不逢时。

    而自崇祯即位以来，朝庭在制定国内政策上又似乎有些cao之过急，对于民间索取太多太急，在一定程度上进一步激化了各种社会矛盾。当然朝廷的出发点绝对是好的，主要是为了保家护国、避免生灵涂炭而向天下百姓征收辽饷（针对后金防御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而并非为了与民争利，可是在做法上却显出急功近利和急于求成的迹象。似乎崇祯一直到亡国时也没有找到更好的解决办法，他曾经考虑过和满清军事集团议和，以减轻因为边战过频而给朝廷带来的巨大财政压力，但是总碍于大国之君的威仪面子和大多数迂腐朝臣们的反对之声，而有所顾忌。当然，他还受到儒家社会传统中所推崇的“爱国”理念的僵化教育所形成的思维定式的局限，他似乎极怕留下“卖国嫌疑”的千古骂名，故而最终也没有真正将与满清的和谈计划付诸实施。为了表白他自身的清白，他甚至还亲自下令杀死了一个无意中泄露“和谈天机”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但是，即使崇祯犯过许多昏招漏招，谁也都不可否认，崇祯在位期间也的确作过一些精彩的大好事，例如即位之初就果断地将魏忠贤和客氏等阉党一网打尽，同时为当时读书人的楷模和精神领袖东林党人和一些被魏忠贤迫害致死的正直大臣平反昭雪。这一连串的重大正义行动显示了崇祯作为一个青年政治家初出茅庐时所表现出来的处世不惊、临危不惧的胆识和谋略，可谓出手不凡、甚至是力挽狂澜，从而给全天下的读书人和士大夫以信心和希望，大家都认为昏聩的大明朝终于出现了一个英明君主。当然，这一系列成绩也给本来就想做大明中兴之主的崇祯带来了一定自信，他很希望借此大刀阔斧地继续革除弊端。

    可惜好景不长，崇祯接手的毕竟是一个自万历到天启年来朝政荒废多年的每况愈下的大烂摊子，而朝廷里又没有再出现像张居正这样百年里可遇不可求的杰出大臣来辅佐崇祯。更不幸的是没有出现治世之能臣，却出现了陕北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之流的乱世之枭雄，加之天灾频繁发生、流寇闻风四起、盗匪遍地横生、满清军事掳掠、边关战乱不断、使朝廷很快就进入了内外交困、国库空虚、腹背受敌的异常险恶的不利境地，竟始终再也没有出现任何复苏的迹象和征兆。

    实际上，此时的大明朝已经随着历史更迭的惯性力量逐渐驶进了吏治衰败、局面失控的崩盘期。加之为了应付频繁发生的天灾人祸，导致朝廷财政赤字日趋严重，国家收支入不敷出，可是为了维持统治和社会稳定，朝廷又不得不继续养活人数庞大的官僚机构和军队系统，这又使得崇祯常常为了筹措巨额饷银而发呆犯愁、以致时常苦恼到了夜不成寐的焦虑地步。

    但是，面对千疮百孔、危机四伏的局面，崇祯仍旧没有灰心，而是振作精神、绞尽脑汁、费尽心思，总幻想凭借其君主个人的敬业力量和真诚态度（包括先后四次向全天下的官员和老百姓下“罪己诏”）来感召打动人心以力挽大明朝于狂澜之不倒，这是他那独特的倔强而忧郁的性格使然，最后却终究事于愿违，面对明朝社会末年的社会危机以贫困的局部地区非理性的暴力方式的总爆发而可能随时秧及到全国大局的糟糕境遇，崇祯始终没有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事实上明末社会动荡的乱象是当时任何理性力量都无法抗拒的暴烈无序之火），他也随着明朝官军的剿贼计划的失败而最终彻底地失败了，作了他不愿意做的明朝亡国之君。这既是大明朝必然覆灭的恶性循环的历史轮回，同时也是崇祯这个极其勤政而崇尚秩序的文人皇帝的极大个人悲剧。

    望着思陵墓旁的累累荒草，我感到十分怅然而嘘唏慨叹，一个命运不济的青年帝王和他年轻的皇后、爱妃的尸骨长眠于此已有三百六十年了，任凭萧瑟风雨的冲刷和历史岁月的洗礼，依然默默地矗立着，目睹着时光的流逝和岁月的变迁。这里既远离北京城的喧嚣繁华和万家灯火，也没有紫禁城的巍峨雄伟与金碧辉煌，这里每到了入夜总是与漆黑寂寞相伴，的确决非是一处令人留恋往返的世外桃源。但是，这里却是一处令人能够沉静下来陷入深深思考的地方。这里常年与世隔绝，人迹罕至，寂静的像一潭深不可测的死水，偶尔会因为一、两个不速之客的到访而泛起一丝涟漪，然后，随着客人离去，就又很快恢复了它往昔的平静与祥和。遥想那360年前的崇祯帝生前虽然天天生活在无尽的cao劳、恐惧、痛苦、烦躁与焦虑之中，死后却享受着罕见的宁静和旷日持久的太平（当然历代盗墓贼的光临作案只能算是例外），这也许就是这位在位时励精图治，试图重振朝纲，但最后却因为政策屡不奏效而处处事与愿违，局面失控，分崩离析，最后被迫吊死在煤山上的“苦命”皇帝的人生归宿吧！而且，令人回味的是，在思陵院落的东侧一百米外的不远处还埋葬着与崇祯一同殉国的御笔太监王承恩的一堆忠骨。

    我虽然不是宿命论者，但是却始终相信命运之说。古往今来，确实有许多无道昏君的命运和结局似乎比日夜勤政且自律甚严的崇祯皇帝要好许多倍，就象他自己的爷爷万历和哥哥天启那样昏聩无能、不理朝政的皇帝都先后侥幸逃过了亡国之痛，他们在位期间耗尽了大明朝的政治资源和社会信誉，不负责任地把亡国之运作为遗产留给了自己的子孙。而在崇祯即位之初，国家已经开始滑向了非理性的谷地深渊，即使是雄才伟略的唐太宗在世，我想也难逃亡国之运的万劫不复吧，何况统领大明朝的人是才能并不出众，而且没有任何执政经验而又缺少文韬武略的少年书生皇帝崇祯呢？不过面对各种非理性暴烈力量的无情冲击，崇尚理性治国的崇祯还算苦苦地支撑了十七年，虽未作得中兴之主，却也是拖着明朝这个即将滑入深渊的庞大战车苦苦地挣扎到死，亦实属不易。

    “生当做人杰、死矣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这首千古名句不也正是崇祯帝人生归宿的真实写照吗？事实上，崇祯的可怜与可叹之处并不在于其是大明朝的丧国之君，而在于与明末的万历、天启的昏庸无能和不理朝政相比，崇祯的确是一个励精图治的皇帝，一个忧患意识强烈的皇帝，一个连做梦时都想做中兴之主的皇帝，一个远离声色犬马的皇帝，一个喧衣宵食、日理万机的皇帝，一个性格有缺陷但却始终不向困难低头的皇帝，一个从来未向外族侵略妥协退让的皇帝，一个有勇气连颁四次“罪己诏”进行自我反省的理性皇帝，一个在绝望中孤独地奋斗了17年并最终以失败而告终的敬业皇帝，一个走投无路而上吊自尽、壮烈殉国的刚烈皇帝。

    我们发现，在崇祯短暂的34年生命里充满了困惑、恐惧、孤独、倔强、矛盾、痛苦、无奈、绝望、嘘唏与眼泪，却较少见到贪婪、吝啬、暴虐、荒yin、无耻、妥协、卖国与投降。所以，崇祯的人格是高尚的，可以说崇祯虽然具有朱元璋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却没有其残暴的本性、恃强凌弱的流氓手段和驾驭战争的雄才伟略；崇祯虽然具有秦二世的亡国之命，却也没有其懦弱无能的本性和昏庸无道的行为；崇祯虽然具有隋炀帝的亡国之运，但是却没有其骄奢yin逸的贪婪、横征暴敛的残酷和穷兵黩武和凶残；崇祯虽然具备了李后主和宋徽宗的亡国征兆，却没有他们闲情逸致的兴致、温文尔雅的做派、沉迷书画辞赋的嗜好和醉生梦死的太虚境界。崇祯是中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罕见的勤政忧民的亡国之君。

    当然，从客观上讲，历史上真正摧毁大明朝的应该主要还是下列几股势力和外在力量：庸庸碌碌、明哲保身的朝廷大员；贪赃枉法、盘剥百姓的层层地方酷吏；侵略掠夺、攻城掠地的满清八旗军团；来自陕北的一伙流窜暴动、趁火打劫、反复无常、不受招安的非理性的流民暴力团伙；外加持续不断、经年累月的重大自然灾害。面对这一切不利局面，崇祯作为一个从小就生长在紫禁城深宫大院里面的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本非朱元璋和朱棣式的开国马上武功皇帝）的确是束手无策，回天乏术，最终惟有以一死逃避了，这一切不幸也终于葬送了大明朝。所以，如果不以成败论英雄的话，崇祯算的上是一个真正的悲剧性历史英雄人物，这有点颇象莎士比亚笔下面对死亡结局痛苦挣扎的众多悲剧历史人物，他们之间的固执性格和悲壮结局都很接近，有着相同的痛与恨，而且都是以个体失败和死亡的结局而谢幕。

    总之，崇祯所处的历史时代是不幸的，他的个人命运也是不幸的。所以他在临死之前挥剑砍断自己的亲生女儿长平公主的胳膊时喟然长叹道：“汝何不幸生在帝王家？”，相信这也绝对是他的肺腑之言！这说明他的性格特征也具有那个特殊历史年代的复杂性和多重性，他是明朝末年里矛盾旋涡之中的核心人物、病态社会之中的无奈之君、无奈困惑之中勤政之君、困惑绝望之中的可怜之君、绝望期盼之中的孤家寡人，他既是社会动荡的受害人，又是明亡悲剧的见证人，同时，他也是明末悲剧人物中牺牲的最高级别。一句话，崇祯是明末历史大变革中极力试图阻止因为受暴力冲击而摇摇欲坠的朝廷彻底崩盘的理性力量的总代表，也是中华民族历史分水岭中里程碑式的悲剧性代表人物。所以，后人只要一提起崇祯二字，马上就让人联想到亡国的滋味。正是：遗天恨海亡国痛，那比崇祯更辛酸！崇祯执政17年来的勤理朝政，总想使病入膏肓的大明朝起死回生，总想让千百万黎民百姓避免生灵涂炭的无尽努力，最终竟没有换来任何起色，终于被非理性的狂风暴雨和山崩海啸所无情吞噬，成为大明朝的悲情殉葬者。

    上升到历史高度上看，崇祯皇帝的最大悲哀就是面对非理性的无序暴烈力量没有任何行之有效的解决手段，除了招安就是镇压，当这软硬两招都不奏效的时候，就只剩下束手无策、死路一条了，这才是传统中国社会的最大悲哀，崇祯当然也无法改变这一中国历史传统格局。一个本性善良而缺乏谋略的理性皇帝是很难在这一历史暴烈大动荡的非理性的巨大社会旋涡中驾驭好朝廷这艘航船顺利驶过礁石险滩而不触礁沉没。用现代宪政理论分析，当时的社会政治体制，没有建立起来一套完整的谈判对话机制和领导层的政权更迭制度，崇祯作为相对理性的政府集团的最高领导人面对的是李自成、张献忠这样崇尚暴力、破坏秩序的武装利益团伙，他没有正当合法的渠道与以靠暴力起家并把暴力作为谋生逐利手段的最大武装暴力团伙的流民头领寻求平等的政治对话的可能性，大家要么兵戎相见、要么伏手称臣，而不能平等相待，三百多年前的中国社会更不可能通过组党竞选而轮流执政，即使是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制度构想也是到了两百多年后的清朝光绪年间。明朝末年各种政治和军事力量的角逐，说穿了，就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适用丛林暴力法则，成者为王、败者为寇，暴力最强者定江山，所以也就上演了李自成靠强悍的暴力颠覆了大明朝、多尔衮又靠强盛的武力消灭了李自成的历史循环剧目。在这一点上，吴思先生的奇书《血酬定律》有着十分深刻的刨析。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竟然集中掌握在暴力手段的最强者的毂掌之中，而不是掌握在真理、国民、理性、民主和选举手中，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游戏规则和多么残忍的时代啊！……

    中国人要想了解中国，就必须读懂明朝，不然一切的结论都将归于草率，一切的论断亦将经不起时间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