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
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有多大呢？我看过一篇报道，某市原市长，得意时，每每出门都是风衣墨镜，前呼后拥，俨然“老大”般模样，何等风光，那么多人的吹捧，他竟也能受用得了；而当他站到被告席上，面对昔日手下，虽已是一头失意的白发，却也侃侃而谈。这让我感慨：从座上官到阶下囚，其间的差距和沉重，应不是公里和公斤所能计算的吧？ 副市长何鲁会不会一下子精神崩溃，就发了疯呢？会不会就蓬头垢面地坐在牢里，把自己的上衣扯成一条一条的，然后拿在手里当旗帜挥舞，嘴里喊着“我要吃喳儿，我要吃喳儿”呢？ 副市长何鲁确是被双规了。几日来，省城的街头巷尾都在猜测议论着，而电视和报纸的时政新闻里，也见不到了他的影子。让人们最终得到了证实的，是一条国家级媒体发布的消息，虽不足200字，却已无异于一声惊雷。 那日我和赵婷赶去外市她的亲属家，在路上，我把副市长何鲁被双规的事告诉她，她还不相信呢，说什么：“现在的报纸啊，净是胡编乱造；你们这些记者啊，就爱传播小道儿消息！”那话说得让我心里恼火，但又没有底气去狡辩。现在她该相信我了吧？在她心目中，我也应该上升为“消息灵通人士”了吧？ 赵婷的亲属家并不在那座城市里，在城市所属的县城，两个多小时的路程虽然遥远颠簸，但我也没觉得枯燥，和赵婷屁股挨着屁股地坐着，毕竟有了许多亲近的感觉。而她身上那让我心神荡漾的香气，曾一度让身在长途汽车上的我，仿佛是坐在宇宙飞船里。 赵婷的亲属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说是他们家的地皮，被邻居盖房建宅基地时占了那么半尺，而邻居却不承认，两家房契上的文字表述又含糊，就闹掰了脸，又是吵又是打的，还闹到了法院去，双方还郑重其事的请了律师。开庭了，赵婷的亲属家嫌分量不够，便把我叫了去，也不用我做什么，就在旁观席坐一坐，过后向法官表示一下我是记者，无形中给人家点压力就行了。中国人有时候真的很嘎：死要面子活受罪！ 这种上不了新闻版面的民间纠纷，我原本不屑一顾的，除非当事者肯给红包，并专车接送，哈，有赵婷出面，我当然要破例了。为了婷婷，我宁愿付出一切！ 学中文毕业的，往往都很理想主义，满脑子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这次与赵婷同行之前，我也是想得很美的，孤男寡女的在一起泡上差不多两天的时间，多少也能弄出点儿浪漫的事吧？比如在车上聊困了，依在我的肩上眯一觉，乡下的路多坑洼积水，走不稳的她会拉拉我的手什么的。至少晚上不习惯睡农家的硬土炕，也应该和我出去在县城的招待所里开间房吧？ 可现实就是这么严肃，在车上，赵婷竟然比那夜间猎鼠的猫头鹰还精神呢，那县城里该死的路面光滑得可照人，旁听了枯燥无味的一场庭审，又吃了丰盛的农家晚餐后，我就被安排进了一个小房间，与一个70多岁的老汉同睡，你一定看过描绘黄土高原一位老人的那幅油画吧，满脸的沧桑褶皱，就那样的，害得我一宿都没睡实秤。而赵婷是与一个小女孩一起，香香得梦了一夜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吃了早饭，就一路又聊着回了省城。对这次的“下乡”之行，我多少也有点后悔。 昨晚，赵婷跟我电话里聊天儿时说：“农家的饭菜真好吃，我还没吃够呢，哪天有时间，叫上艾丽，咱们仨去好好地玩一次！”我忙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声称“NO”。 “听说贪污了很多钱，还跟电视台那个叫什么……什么的女主持人有一腿呢！”“这样的贪官污吏，活该他下马，就应该判他死刑！”我从站前广场走过的时候，日头已西下，两个坐在那高大水雷状雕塑下的老人，正咬牙切齿地议论着。我是去站前派出所取三张三天后才生效的卧铺票，是我自己拖了张兵买下的。 明天开始就是国庆长假了，赶上客运高峰，候在窗口订张卧铺票比排队拉屎还难受呢。不过这对身在铁路系统，作为警察的张兵来说，却是小菜一碟儿。张兵原本答应开着那辆破警车，把票给我送去的，可他忽然又要去外地公干，便把票放在了派出所一个姓刘的所长那儿，让我自己去取。而取了票之后，我还要赶时间去三元区公安分局，晚上六点，我要和刑警们一起行动，据说是一次“特殊任务”。 主任孙燕老公的一个哥们儿，是三元区公安分局刑警队的队长，孙燕打一个月前就叮嘱他，有什么好的行动通知一声，让记者跟着一块儿去，好写篇现场感强的报道。今天中午，该队长忽然打电话来，说今晚有特殊任务，可让记者一起去，孙燕问什么任务，他就说是抓捕行动，再问就什么都不说了。人家是要保密的，这很正常，恐怕允许记者一块儿去，已经是违反纪律了。孙燕便想让我出彩，还安排了摄影记者，并嘱咐我：“千万要小心啊！” 说起三元公安分局，他们那个40多岁公安分局局长还是个传奇式人物呢，他的大名，省城几乎无人不晓。传闻有一年，曾获全国散打专业组冠军的他，和曾获全国散打业余组冠军的一个黑老大狭路相逢，俩人先是在高速公路上飙车，后来就端着微冲对射，再后来就赤手空拳对擂，最终当然是正义战胜了邪恶，黑老大被送进了监狱。我曾因为这个故事和他的崇拜者争得面红耳赤，现实哪会这般戏剧化呀！ 不过，该局长在人们心目中有着很高威信，这倒是事实，有一件我亲眼见的事可以证明：去年，就在三元区发生了一起劫持人质事件，一个男人就拿把菜刀架在一个六岁孩子的脖子上，赖在五楼的窗口不肯下来，楼下满是警车，当然还有围得水泄不通的人群。阻击手已猫在不同的方位屏住呼吸了，男子却还在与警察僵持，嘶声力竭地喊：“让你们局长过来，他来我就放人！”正在市局开会的局长闻讯赶来，男子果然一诺千金，放了孩子，束手就擒……事发当时我没在现场，但我看了电视台播放的实况录像。 人一旦名气大了，就总爱表现，这位局长在任上可谓“花样百出”。上任不久，他便让分局所辖的所有部门都普及了电脑，实现了内外联网，据说此举在当时还是全国首例，这倒无可厚非。但让我们记者看不过眼的是，他还在分局专门成立了一个独立部门——“新闻中心”，摄像机、非线编辑机等一应俱全，还招揽了一些专业人才，恐怕办个电视台也不成问题了。所以在该区的一些案发现场，你总能看见着警服，扛摄像机的人晃来晃去，比我们记者还牛X呢…… “今晚的抓捕行动，不会也跟个警察录像吧？”我这样想着，就到了站前派出所。刘所长刚好在，把车票递给我时，他免不了寒暄：“方记者，咱们就算认识了，今后所里有什么宣传，少不了麻烦你！”我也只好客气：“没问题，有事儿您言一声儿！”“以后买个票什么的，打个电话就成！”“那我就先谢谢您了！”我说着，把数完的三张票钱递给了刘所长。 出了派出所的门，我掏出三张票来看了看，终点站都是北京，还真不错，两张下铺一张中铺，都挨着。“看来这张中铺就是我的了！”我心想。是的，三天后，我将踏上去北京的行程。 刘浪结婚前写了一篇“怪病女孩”的稿子，说的是一个13岁的女孩儿，三年来一直莫名其妙地发高烧，动不动就42℃，而女孩也没有什么特别痛苦的感觉，只是不舒服，整天提不起精神来，因而误了学业。双双下岗的父母，为给女儿看病，几乎把家底都卖光了，省城的大医院也几乎走遍了，可就是找不出病根儿来。刘浪写这篇稿子帮着呼吁了一下，可也没什么结果，就放下了。谁知，昨天北京一家公司突然打来电话，说在网上看了报道，很同情不幸的一家人，他们愿意出全部的费用，让小女孩到北京去看病。 凭着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我不排除这家公司的善意，但借机炒作是百分之百的了，不信你就瞧着，等女孩儿到了北京，肯定有许多媒体跟踪报道。而由我们报社出面送女孩去北京，也不失为一种炒作自己的好机会，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主编当即慷慨拍板：“来往的路费由我们出了！”并决定派一个记者跟踪采访。可刚婚了的刘浪正和老婆在云南旅游度蜜月呢，孙燕就决定让我去。 孙燕是一番好意，想让我带着女朋友借机到北京玩一圈，她哪知道我的处境啊？刘艾丽我是不能带，赵婷我也是带不走的，我要去也只能单枪匹马。再说了，北京那家公司也蛮怪的，法定假日也不休？就不能往后串一串？这个时候去北京能玩得舒心吗？人猴儿多的，每个人搬一块长城砖，顷刻间，我们中华民族那个几千年的文明见证就没了；物价也猴儿贵的，若把哄抬起来的差价拢在一起，恐怕也能砌一座新长城了。可我又一想，虽然我们报纸在十一期间会变瘦，一部分记者可以休假，但我恐怕不在那部分之列，在哪儿不是工作呀？我还是答应了。 我们报社没有派记者到省外采访的习惯，所以这样的机会也难得，来报社5年了，我只跨省采访过一次。我也说不清了准确时间，反正是张学良先生的夫人赵四小姐去世后不久，我去秦皇岛采访刚参加她葬礼回来的她的亲侄子。那次采访，我在老人家里，和老人详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老人讲述的一个细节让我至今还感动：他本是去美国参加姑父张学良的百年寿辰，因为签证耽搁了，没赶上，谁想却赶上了姑母赵四小姐的葬礼。他到的时候，正好是姑母咽气的时辰，当时，坐在轮椅上，已老太龙钟的张学良就握着赵四小姐的手，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轻轻地说了一声：“她走了！” 打车路过省城最繁华的商业街时，蓝宝大厦那几条从顶层直直垂下的彩带在夕阳中飘舞着，格外美丽。我看了看表，已经5点多了，我的心忽然怦怦地跳起来，会是怎样的一次抓捕行动呢？是抓杀人犯，还是抓贩毒者……我也激动起来，竟有了一种战地记者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