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一章 西门庆徽商的缩影

    西门庆——徽商的缩影——金瓶梅里的经济学

    文/黄立云

    《金瓶梅》是我国第一部描写商人活动的长篇小说，之所以在明朝出现一部反映商业活动的小说，绝非偶然，它与明朝发达的商品经济有这直接的关系。明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又一个兴盛时期。无论在农业、手工业和商业，明朝都有辉煌的成就。特别是明朝中期以后，商品经济在全国范围内有了较大的发展，商品经济发达，商人活动频繁，市民力量不断壮大，在一些手工业行业中，稀疏的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

    正是因为明朝的大量商业活动，各色商人的种种努力，不仅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而且形成商人特有的价值观、道德观对当时的社会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也给文人提供了丰富的创作素材。因此，出现描写商人活动的小说也就顺理成章了。

    可以说，《金瓶梅》是明朝社会商品经济的产物，是明朝社会现状的反映，因此，小说主人公的商业行为，是明朝中晚期商业情况的缩影，更确切地说，它是徽商的缩影。

    之所以说西门庆的商业行为是徽商的缩影，这是因为：

    一、临清是徽商的大本营

    中国的商业和商人活动，很早就有。先秦时期，商朝人善于经营，商人社会地位也较高，出现了许多商品市场和拥有资产雄厚的大商人。秦汉时期，朝廷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商人经商受到时间、地点的限制。商业发展总体水平不高，但商业仍有所发展。隋唐时期，长安、洛阳等城市商业繁荣，农村集市贸易发展起来，出现柜坊和飞钱。宋元时期，商品种类繁多，城市商业发达。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商税成为政府的重要财源。明清朝时期，城镇商业呈现繁荣景象，出现专业性工商业城市。大量的农副产品如棉花、茶叶等进入市场成为商品。区域间长途贩运贸业发展较快，货币的作用越来越大。出现了地域性的商人群体——“商帮”。

    明朝的商品经济发展，造就了很多商业群体，最著名的是晋商和徽商。相对晋商而言，徽商则是后期之秀。徽商是安徽商人徽州籍商人群体的总称。徽商经营范围很广，对食盐的经营尤为重视。徽商是靠食盐起家的，因投资盐业而暴富。徽商从明初至清末兴盛了数百年，积累了惊人的财富，出现了拥有资产百万乃至千万以上的大富商。

    商帮各有自己的活动区域。

    徽商活动范围很广，几乎遍及全国各地，有“遍地徽商”之说。江南各地有“无徽不成市”的流行语。金陵、苏州、扬州、两湖、山东、河南、陕西、河北等地都是徽商活动地区。这里特别要说的是，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明谢肈淛《五杂俎》里说：“国家取士，从郡县至乡试，俱有冒籍之禁，此甚无谓。……山东临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有一学使苦欲追逐之，且有祖父皆领山东乡荐，而子孙不许入籍者，尤可笑也。”可见临清的徽商之多。

    临清商业发达，有两个原因，一是借大运河运输之便，商品流通快捷方便。二是与北方辽东商品的集散地。在明朝隆庆、万历时，有数据可查的商店统计如下：临清有缎店32家、布店72家、杂货店65家、瓷器店20余家、纸店24家、辽东大店13家、典当百余家、客店大小数百家。（《明神宗实录》卷三七六，根据万历三十年九月记载及其他资料统计。）可见临清商业规模之大。这些商品大多来自南方，自然徽商具有优势。第九十二回，“这临清闸上，是个热闹繁华大码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书里所描写情景与历史资料基本相符。

    因为临清是徽商大本营，临清的商人多是徽商，临清的商业行为即是徽商的行为，临清的商人现象既是徽商的形象，因此西门庆便是徽商典型代表，他的所作所为皆是徽商的缩影。

    二、《金瓶梅》故事背景是临清

    明永乐时，大运河的开通，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更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发展。临清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成就了它为运河水道的一颗璀璨的明珠，造就它为商业都市。临清地处会通河（东平至临清山东段运河）与卫河的交会处。初会通河疏浚后，骤使临清成为“居神京之臂，扼九省之喉”的京杭大运河上的第一码头，成为明代贯通南北水陆要冲成为南连江南，中居齐鲁，北通辽东的商品集散中心。丝绸锦缎、南酒茗茶、贡粮银税、珠宝玉石、盐糖油醋、百货器物、糕点名品，药品器材、时令瓜果等，无不在临清集结转运。临清运河是一条名副其实的黄金水道。在临清运河里，北上的漕船，南下的货舟，首尾相连，来往如梭，樯帆为路，碧波为程。这就使得临清在明朝中叶，变成一个新兴的商业都会。至宣德时，河西务、临清、浒墅、九江、杭州、淮安、扬州的税收钞、商税，都大幅度增加。其中以临清增加最多，年征收本色钞1260万余贯，钱2520万余文，折色船料商税余银83800余两。（《明会典》卷三五《钞关》）

    嘉靖至万历时期，临清作为运河沿岸的码头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其商业最繁华之时，嘉靖时扩大城墙，总计“城固币逾三十里”，方圆20里都成为商业区，“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货财，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明清史料》中编第10本第923页。人口数字似乎有些夸大。）至万历时，该地钞关所收船钞商钞，岁达83000余两，居全国八大钞关之首。（《明经世文编》卷四一一。赵世卿《关税亏减疏》。八大钞关为崇文关、河西务、临清、浒墅、淮安、扬州、北新、九江。万历二十七年，各关共收税额为34万余两，临清占十分之一。）货物主要有棉布、绸缎、瓷器、纸张、糖、茶、鞋袜、帽子、铁器、锅、药材、生丝、皮货、羊毛、粮食、辽东货（人参、貂皮、青黄鼠皮等），大部分来自南方各地。该地货物有零售和批发，主要运转北方各地。例如棉布，主要转销北边军队之用。绸缎主要是供京师和转运蒙古等地。销售量最大的是粮食，估计粮店约百余家，年销售量在五六百万石至千万石之间。此地人口约6万余人，流动的外地商人为多，估计约有数万人，平常人口大约保持在10万以上。商人以客籍为多，其中以徽州、山西、江浙人为最多。总之，在明朝后期，临清为北方最大的一个商业城市。（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2月）

    这就使得繁华的临清，出现前所未有的纷扰和错乱。这一切都会为《金》书的作者去描绘一幅封建社会的“末世放浪图”提供了俯拾皆是的色彩与染料。（古耜《悟读金瓶梅》书中李保存《永不凋谢的罂粟花》京华出版社，2008年6月）

    一般说来，小说故事背景地是一个区域，而不是某一个具体地点，但他有一个主要的地理位置。关于《金瓶梅》故事发生的背景，有“扬州考”“淮安说”“徐州考”“临清考”等等都有其道理，但认为《金瓶梅》是大运河文化的产儿，应该别无他论。说临清是《金瓶梅》主要背景地，是有据可查的。历史是最好的见证，《金瓶梅》所描写的一些民间习俗，至今仍在临清传承。书中所写的主食、菜肴、糕点、干鲜货等达三百余种，有五十余种面食至今在临清有流传。如“炊饼”“黄米面枣儿糕”“烙饼”“玉米面鹅油蒸饼”“葱花羊rou一寸扁食”“冷糕”“花糕”等，都是临清人常吃的面食。“炸酱面”“温面”等，更是临清人至今喜欢的食品之一。《金瓶梅》书中多次描写的临清钞关、临清码头、临清闸、晏公庙、广济桥、土山、流沙河箍桶巷等二十余处遗址故迹，虽经岁月的风剥雨蚀，或犹存于世或留有残迹。今属河北的临清县，距临清五十里，并不频临运河。《金瓶梅》书里常写到的清河守备府、莲花庵、砖厂等地点，也只能在临清找到它们的遗存。《金瓶梅》第五十八回、七十七回、八十一回、九十三回、九十四回、九十八回、九十九回、一百回等多次写到临清。“一部言情巨著《金瓶梅》就是蘸着运河文化的墨汁，描写了临清，反映了临清，见证了临清的繁华”。（黄强《明武宗与《金瓶梅》及临清》。）应该说《金瓶梅》明写清河，实写临清；明写宋朝，实写明朝；明写西门庆，实写徽商。

    三、经营盐引是徽商暴富的手段

    盐是历代封建统治者非常重视的百姓生活必需品，它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财富的分配。自春秋战国以来，盐业成为历朝历代的经济命脉，其专营所得在年度财政收入中占很大比重。最早实现了盐铁专营制度的是管仲。他的专营制度影响了两千余年，迄今尤存。

    西汉吴王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开盐河（通扬运河前身）为食盐运输通道。汉武帝时期，煮盐国营化。公元前81年2月，汉帝国的朝堂上举办一次关于盐铁专营政策的公开辩论会。（吴晓波《历代经济变革得失》，浙江大学出版社，2013年8月）唐开元元年(712年)开设海陵监，管理沿海各盐场。

    宋朝实行盐业特许经营制度即“钞引”，商人先向官府缴纳钱物换取凭证——时称“交引”“盐钞”，拿凭证到制定机构支取食盐，再到指定地点销售。因为食盐是民生必需品，经营食盐可以获得暴利。因此，“盐钞”成为一种硬通货，在当时就出现以买卖“盐钞”为主的各类交易市场——专业铺、交引铺和买钞场。后世把货币称为“钞票”，始于此。

    明初，朱元璋重修万里长城，长年驻扎80万雄兵和30万匹战马。为了解决养兵之费，朱元璋想出了“以盐养兵”的政策，将“钞引制”改为“开中制”，就是商人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这种盐的*制度开始于洪武三年（1370年），洪武四年，这一制度在全国普遍推行。朱元璋于洪武十一年二月敕中书省曰：“朕初以边戌馈饷劳民，命商人纳粟，以淮浙盐偿至，盖欲足军食而省民力。”（《明太祖实录》卷一一七）从此，开中制正式在全国推行。（田培栋《明代社会经济史研究》北京燕山出版社）这个政策使得山西商人迅速崛起，成为晋商发家之路。

    开中初期，缴纳米麦，谓之本色。永乐后期，纳钞、银、马、茶、帛、铁等形式逐渐取代了纳米，谓之折色。仁宗时，初仅偶为之。

    明中叶，弘治五年（1492年），北患渐除，南方籍官员进行盐政变法，提出了“折色制”。按照新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银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至嘉靖三十九年(1560年)折色开中遂登峰造极。江苏等地的盐场产量日益增多，扬州盐业非常发达，盐商云集。扬州的商业主要是两淮盐业的*。“折色制”成就了徽商的崛起。

    经营食盐不仅造就了徽商，也造就了西门庆。《金瓶梅》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扬州财主苗员外想做官，一天，带上家奴苗青和安童及财物，进京给表兄黄通判送礼。途中，苗青伙同船夫把家主苗员外杀了，安童侥幸逃脱。船夫分得1000两白银，苗青分得1700两银子的财物。苗青为了逃避法律制裁，给西门庆送银子1000两。西门庆和夏提刑私分银子后，将船老大处死刑，对苗青免的起诉。安童不服，找到开封府黄通判，状告苗青杀人和西门庆、夏提刑徇私枉法。黄通判连夜写信让安童到山东察院曾御史处投诉。曾御史见有上司信件，向朝廷举报西门庆和夏提刑。

    西门庆与夏提刑得知后，非常紧张，两人商量，凑500两银子及财物，安排家奴来保和夏寿进京，向蔡太师送礼求情。蔡京得了银子，将曾御史查办。西门庆和夏提刑幸免于难，安然无恙。

    来保回来后，为西门庆带来了一条发财的好消息。当年西门庆和乔亲家向边疆高阳关送的3万粮钞，如今可以领到3万盐引。

    西门庆因祸得福，喜出望外，让来保带上1000两银子，到扬州做盐的生意。后因为来保要到东京为李桂儿说事，改让韩道国带人先去了扬州。

    这笔生意赚了多少银子，书中没有具体交代。但韩道国做了盐的生意后，到杭州买了1万两银子的缎绢回来，从侧面告诉了读者，这笔盐生意至少有十倍的暴利。西门庆做了盐引生意后开起缎子铺，成为西门庆商业资本的中坚力量。据《历代经济变革得失》一书介绍，春秋战国时期，齐国的盐销售到外国，售价可以高于成本价四十倍，由此可见经营食盐是何等暴利。

    可见经营食盐，不仅是西门庆暴富的门路，更是徽商暴富的门路，他们经营门路一脉相承。